中国人大网站公布了去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截至2023年末，中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70.77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债规模高于中央债。
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在9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出“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这份四千字的《报告》披露，截至2023年末，中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人民币70.77万亿元。
其中，国债余额30.03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40.74万亿元。地方债务规模高于中央债务。截至2023年末，全国政府法定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56.1%。
国债余额中，内债余额29.70万亿元，外债余额3346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中，计入一般公共预算的一般债务余额15.87万亿，计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专项债务余额24.87万亿。
以大型基建投资刺激经济增长 徒增地方债负担
台湾的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中共多以基建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导致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筹集资金，以支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增加地方债务负担。此外，中共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及其他经济衰退风险时，选择扩张性财政支出以稳定经济增长，导致国债规模逐渐增加。
陈文甲说，中国经济疲软，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不及支出增速，扩大债务负担。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支持地方基建和社会保障，这些项目回报率低，债务累累。加上外部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济放缓，也使中共依赖债务支撑经济增长。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林雅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中国政府在这一、二年意识到地方债务非常严重。
林雅铃说：“地方出现隐瞒债务和虚报地方财政的状况，中央公布要让地方知道，他们是有掌握中央和地方财政债务状况。中央前年开始掌握地方政府实际债务状况，透过一些作法，比如想让地方隐性债务显性化的方式、透过债务置换的方式，让中央更了解地方债务。”
学者：分税制有待检讨
林雅铃指出，中国地方政府收入有税收、非税、财政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2023年只有几个地方省市的税收跟非税收入占比超过50%。有些省市的非税收入上升非常快，主要依赖罚款等。
她说，1994年推出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拿50%以上税收。过去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卖土地、房地产、投资建设等主要收入来源，这几年财政收入减少，加上疫情，企业经营不善、收入不好，税收减少，疫情减税补贴更增加负债。
该份《报告》呈现政府债务基本情况、管理工作情况，并规定五大工作重点，以落实中央加强债务管理，包括将透过科学确定政府债务规模和结构、深化国债管理改革、加强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券管理、完善地方政府债务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及积极配合人大监督相关工作等。
林雅铃认为，要解决债务，整体经济要拉得起来，政府需增加税收。“现行中央和地方税务分配的制度需要调整，之前三中全会有提出消费税改革、扩大分税给地方。现在经济想变好看来有难度。至于分税制的改革，就看接下来有没有实际政策出来，要不然现在想单靠地方的力量解决地方债务和财务的问题，可能是有困难。”
她提到，目前中国解决地方财政问题，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中央先将税收收上来，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地方财政较困难的省市。北京、上海、广东城市经济好、税收好，资源型城市如山西也不错，有矿产收入。中西部内陆省市比如西藏等地，很难靠自身力量，要靠政府财政转移收入。至于沿海制造业大省，税收情况较好。
林雅铃质疑，五大工作重点能否落实是很大问题，尤其地方债有无可能不再攀升，达到平衡，才是现在主要面临问题。
陈文甲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科学确定债务规模与结构，以此来平衡经济增长与财政风险。然而，中国地方政府依赖债务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久，特别是基于专项债务的基建投资，常面临回报率不高及资金利用效率低的问题。能否有效落实，仍取决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改革，以及对地方政府债务行为的严格监管。
他还说，政府债务的全链条监管和人大监督机制的完善，理论上可增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但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下，人大在实际执行中能否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和制衡作用，仍存疑虑；如果监管力度不足，地方债务问题将难以遏制，并导致系统性风险。
八月中国国内生产及消费增长动力仍走弱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8月经济活动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及消费增长动力仍边际走弱，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仅2.1%，增速再度下滑。工业增加值年增速下滑，出口金额年增速回升。有经济学者指出，要实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5%左右目标的压力加大，推出相应调整政策有其紧迫性。
《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政府近期提出强化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监督，推动债务管理规范化、法制化。这是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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