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便大力反贪，起初获得许多支持及赞赏。但近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视其为集中权力的工具，甚至将习比拟为毛泽东的追随者，透过不断革命的理念来治党和进行整肃。
在中国经济低迷、青年失业率堪忧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官员清廉简约的运动也在持续。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领导人常以打击贪腐的名义，来排挤对手、巩固权力。而习近平进行的却是“永不停息的清洗”，可谓是追随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中国因贪腐而受处分的官员人数，从2013年的大约十八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六十二万人以上，是习近平上任前十年总数的四到五倍之多。
纽约大学法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兼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孔杰荣（Jerome A. Cohen）表示，“中共定期打击贪腐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习近平几乎是在永久、逐渐扩大规模的基础下执行这项运动 ……。中共党内贪污很常见……所以如果想除掉某人，贪污永远可以是工具”。
曾在微博调查中国民众对官员贪污观感的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政治系教授瑞特（Teresa Wright）表示，相对于毛泽东使用极端的言语进行斗争，例如打倒“修正主义”或“反革命”人士；习近平则是透过反贪排除潜在威胁。
学者：习近平非新一代毛泽东
纽约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中国法政学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也点出其中差异，并认为习近平称不上是“新一代的毛泽东”（New Mao）。他表示，毛泽东采取的做法是由下而上，鼓励民众上街指责下属或官员；习近平则是采取中央指挥的由上而下，而且对于民众发起的活动非常谨慎：“习近平试图把他的权力最大化，但他也非常清楚如果放任动员由下而上，担忧情势可能会失控”。
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瑞特说，中国官员在一边由党控制，一边开放市场经济的体制之下，贪腐的机会及行为能如此多且普遍，也是毛泽东时代难以想象的：“民众对于习近平打击贪腐不分官阶高低，一开始可能是认为有益或正面的……。但十年后，我认为反贪运动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而现今中国社群媒体上冷嘲热讽的文化十分普遍，也是毛与习两大时代不同的地方。在毛泽东时代，根本没有可以在网上抒发意见的机会”。
中国尚未采取资产披露等方式根治贪腐
华尔街日报引述哈佛大学的调查发现，认为官员普遍清廉的中国公民比例从习近平上任前大约35%，到了2016年上升了接近两倍到65%。尽管使用公款吃喝或举办奢华活动而受处罚的人数有所下降，但因不当赠送或接受礼物等较为隐蔽的贪腐行为而受罚的人数却持续增加。中共党内甚至有干部选择退休后才接受贿赂，以遮掩非法行为。
报道指出，习近平似乎认定一党统治之下，难以根除腐败。所以只透过警惕，而非资产披露等结构性改革来打击贪腐。然而，以恐惧治党，也扼杀了政策辩论空间，导致下级官员优柔寡断，不利中国面对目前经济低落等重大挑战。
中国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从消失到撤职，其他涉及火箭军贪污一案的九名将领如李玉超、张振中、吕宏、饶文敏等也在去年末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时事评论人士王剑认为，整个管理层“一锅端”对中国军事作战能力打击很大，“但对习近平来说，权力更重要”。而这也是他能顺利连任第三任国家主席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无官不贪，基本上他是透过反贪拿到许多中国官员的软肋”。
专家：中国司法专断不利反贪
中国法政学教授明克胜认为，1980年代至2000年改革开放时代建立的权力制衡体制，没能在习近平及其前几任领导人任内下得以成熟，“正因为这些领导人不愿意让这些体制成熟，导致他们被迫诉诸于比较旧的机制像是恐惧或是意识形态，来让人做他们想要做的事”。
中国及东亚法律专家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强调要以司法定罪，时不时也有一些新举措。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23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认为，某些地方政府，暂停犯罪人员亲属的医疗补助及相关权益，例如限制他们乘坐飞机或是严审入学资格，以及限制入党、参军或担任公职等作为，有违宪法精神。理由是法律责任应由当事人承担，地方政府不因株连涉罪人员家属，形同”连坐”制。
但孔杰荣认为中国执法实情远非如此：“有许多非法执法团体、强制抓捕及拘禁。中共可以贪污的名义起诉任何人，然后让人消失……。整体来说，司法运行非常任意专断且秘密进行，而这不是打击贪腐最好的方式”。
记者：乔琴恩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