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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律师的维权工作在夹缝中艰难而行。有维权律师认为，他们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干扰甚至打压， 另一方面他们所帮助的弱势群体少付和不付律师代理费，使他们难以继续开展工作。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认为，中国百姓的维权意识与以往相比的确提高了，但是代表百姓维权的律师在收取应得的服务费方面却遇到不少问题。浦志强建议引进商业模式。对此，浦志强表示：
“首先，它是一个职业。其次，维权如果真正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话，它应该在维权的领域形成一个正常的竞争力，充分的竞争，那就需要有一个商业模式。所谓商业模式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宽容，比如律师对他的一种责任心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维权意识增强。”
浦志强说，在没有商业模式的情况下，律师出面帮助百姓维权， 不是出于个人爱好，就是良心发现；然而，这样做又受到本身限制，导致律师本职工作难以为继，因为维权没有基金和非政府组织等相关团体的支持：
“周立太律师，很著名的为农民工服务的律师，他帮人家讨回了薪水，然后所有的农民都不给他付钱。这样的一种情形，我觉得社会信用已经非常糟糕了。说到底，我们没有一个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除了共产党之外的，没有其他人可以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表达他想表达、想代表的声音，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从1996年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农民工没有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周立太律师费，拖欠金额累计达500多万元，这些人遍布中国各地。由于没有收到应该得到的律师费，周立太在深圳的律师事务所生存艰难。 那么，律师维权工作该不该引入商业模式？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表示：
“律师本身取得律师执照，实际上来说就是商业法律工作者。在这个商业法律工作当中，他有时参与了维权工作，少收了费。这种情况我想在大陆各个层面的律师当中都是有的，但是相对于民间的维权人士来说，民间维权人士的收入可以说远远低于所谓维权律师的收入。如果在维权律师这个问题上面有商业模式的话，我觉得这种提法可能不是很合适。”
既然用商业模式不合适，那律师为民众维权所做的工作如何得到经济补偿？黄琦这样认为：
“解决维权的资金最重要的方式还是用自己的维权的业绩去感动和爱。当你做的很好的时候，自然你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大家看到你的行动产生了实际的效果，老百姓也不会忘记你，海内外各界良心人士也不会忘记你。”
黄琦表示，将为百姓维权而工作的律师称为“维权律师”具有中国特色。 如果为弱势群体维权辩护而被称为维权律师， 那胡锦涛为中国人办一两件好事，是不是就要称其为“维权主席”。虽然如此，作为维权律师，浦志强对新的一年报有希望：
“我们需要报以期待，不要认为2008年会漆黑一团。在一系列的事情上来讲，中国政府应该说也愿意把事情处理的好一点，我们当然不希望遇到一个特定的时期，我们想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哪怕你是由衷之言，哪怕你完全是私人行动，像公安机关和国保的人上门这种情况，我想最好要少一点出现。说句实话，我非常担心我是否能够在北京看看奥运会，有没有可能做到，会不会奥运会召开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人失去自由的时候？那我希望不是这个样子。维权律师也好或人权律师也好，想实现一个整体意识的提高，不可以靠十几万律师中间像我们这样的人去奉献、去无私奉献，那是不现实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