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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风物》一书的作者李锐最近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访谈的时候指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受到冲击，掠夺性开发农村的自然资源、人们对“农村”这个概念缺乏正确理解就是明显的例子。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李锐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所指出的对农村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是个有目共睹的现象。至于他所说的“农村概念被误读”，寻绎《新民周刊》记者有关这次访谈的报道，是指只会对农村作田园诗式的赞美，而看不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辛劳；认为农民受苦是理所当然；不把铁锹当作生产工具，而是当作表演工具；以及把表达对自然的纯洁感情的山歌拿来为招揽游客的旅游项目服务，等等。作者没有说他不赞成现代化，但是他说，不是所有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的变化都是进步。
文化史学者谢选骏表示，李锐的观察不无道理，他的《太平风物》一书是“很有意思的”：
“他是小说家，写小说的，所以他就抓住生活中一些表面的东西。他的观察还是有道理的，尤其他是从那里出来的，应该比较熟悉那儿的环境。这个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他有农民的感情。《太平风物》写一件农具，有点像风土文学，受台湾本土文学的影响，有这么一点感觉。”
至于李锐很不满意的“铁锹不再是生产工具，而是表演工具”，谢选骏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把农具当成表演工具的说法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的变化使农具淘汰了，就只能作为表演工具或仪式工具存在，比方说中国过去的那些礼器，一些仪式用的器皿，开始都是生活用具，像鼎，锺都是生活用具，戈，矛都是武器，变成了一种仪器用的东西，因为生产力发展，旧的东西淘汰了。”
谢选骏认为，民歌等艺术形式为商业化所利用是社会演变所致，是普遍现象：
“不仅农村，像少数民族也是这样，他们的歌舞本来都是他们生活的一些内容，就变成了一种旅游节目用来赚钱。以前一些山歌是谈恋爱唱的，劳动累了放松唱的，但现在谈恋爱不会唱山歌了，用机器减轻劳动强度等。作为生活中的艺术就消失了，就变成了商业性的东西拿来卖。这也是社会的演变导致的。”
这位学者表示，作家李锐以文化批判代替政治批判，也许是迫于某种不得已：
“他说对农村进行过度开发的问题，破坏性使用的问题以及农民受到歧视的问题，这都是中国的政治造成的。第一，由于土地公用制，造成了土地的严重浪费，破坏，掠夺等等；第二就是农村户口制把农民变成了一种次等公民，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普遍文明的问题，西方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就没有这种事情或者很少，但是李锐先生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限制，不能表达对户口制度和对农民受歧视这么一个根本原因的一个探索，说都不可以，所以只能这么模模糊糊用文化批判代替政治批判。”
作家董鼎山表示，据他了解，在中国，农村不被留恋、受商业化冲击是个事实。
李锐在接受访谈时，批评所谓“80后”作家“商业味道太重”，“不够成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