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对很多人来说是中国网购狂欢节，但是您也许不知道，今年的这天也是《新京报》成立17周年的日子。这份中国首家跨地区、南北联合办报的试点，曾经是中国媒体带动政治社会改革的曙光，也曾承载许多中国报人的职业希望。前《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参与《新京报》创刊的首任总编辑程益中，接受了本台记者唐家婕的专访，谈到他创立《新京报》的经历和对中国媒体环境恶化的痛惜。
" 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 "
记者:您在当年《新京报》的创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至今在每年11月11日,都还被中国传媒界人士转发。当时你说,"多年以后,要一起回味走过的光荣与梦想"。17年后,您对《新京报》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程益中:参与牵头创办时,记忆最深刻的是与当时的光明日报社、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等党政机关打交道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办理批文过程中的一波三折、背后的政治角力和拉锯战、还有我起草发刊词被审查修改的万般无奈。
记者:您在《南方都市报》主政期间,坚持做了有关"收容打死孙志刚事件"及揭露政府瞒报非典型肺炎的报导,您是怎么抉择的?有料到会带来牢狱之灾吗?
程益中: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赶在宣传部禁令下达之前,把修改完善的定稿发出来,一次性捅破窗户纸、掀开遮羞布。当时我意识到,这对我的职务和职业生涯有巨大风险,但没意识到当局会利用司法构陷我、迫害我。
职业生涯的两大事件：非典、孙志刚案
记者:现在回头看,您认为中国媒体环境的关键转折点是什么时候?
程益中: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年份:2003年。2002年中共政治班子轮替,江泽民交权给胡温。胡温一上台,中国媒体抱有很高的期待,以为被江泽民中断13年的政治改革就要启动了。
当时连新华社都用了一个词叫"胡温新政"，为围绕中国即将开起的政治改革提供很多需求。整个社会的氛围是很乐观的，以为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政治改革就呼之欲出。
后来，非典就来了。这期间刚好我在主政《南方都市报》。到了四月份，《南方都市报》又报了一个孙志刚案，这两件大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很大事情。现在我回头想，也是这个国家重大的转折点。
清算报人 政局维稳
记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您从南方到了北京参与《新京报》创办,这段过程是什么?
程益中:2003年下半年,我逐渐投入到北京筹办《新京报》。在《新京报》开办之初,还可以感觉到整个社会比较乐观、向上、进取的那种氛围,《新京报》的诞生跟比较乐观的情绪是有关系的。
我在北京的时候也跟宣传署、中宣部也有密切联系。我能够感受得到，当局有点意思希望《新京报》接下来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我也挺乐观的，觉得国家还是有点希望。短时间内，《新京报》就给批准，也办下来了。
到了2004 年，我自己开始慢慢感觉到，我在办报期间，我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文件，大概是2003年国庆节前后，江泽民写给胡锦涛中央政治局的信。这封信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大致的意思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前段写到整个成立一年来形势很好，但后半段说，中国的知识界、有自由化思想的人士、对党不满的知识分子，又在鼓吹政治改革，对党提出很多不切实际想法和要求。这对于党的领导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态。
这事我后来才想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出现这样一个拐点。
胡锦涛也批示，说朝鲜遇到经济困难，但朝鲜政治控制得好，朝鲜劳动党稳定……。大意是胡锦涛号召中共在政治上学习朝鲜。
2004年发生"南都案"后，我是2004年3月19日被抓进去（刑事拘留）。这段时间我能感受到中国言论环境在急剧缩紧和恶化。
记者: 我们知道你在2004年3月19日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抓捕,但是在8月份因为证据不足而免于起诉,获得释放。外界普遍认为,你的被抓和《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案"和萨斯事件有关。那么你具体从哪些方面看到言论环境的恶化?
程益中:我还没进去(被关押)前,我对"南都案"进行奔波呼号。首先是还能上很多外网;第二,还能在很多论坛上发出各种声音。
2004年8月27日我（被释放）出来，短短几个月时间，让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是，我发现中国所有的外网都上不了了，很多论坛都被封了。我认为这事是整个舆论环境恶化、收紧的一个转变。这是很有标志性的。到我出来之后，整个新闻行业就已经被完全牵制住了。
另外，2003年开始，"维稳"这一词成为中国媒体频繁出现、中国共产党首要的工作目标。"维稳"成了中国政治头号词语，不是经济发展、也不是改革。
中国宣传口达到前所未有的自信：一切可控
记者:在接下来十几年的中国媒体环境发展中,还是有几次让人短暂看到希望?
程益中:陆续有过几次短暂的希望,比如08年奥运会,人们期待也得让外国记者上网吧。但遇到汶川大地震、加上雾霾等环境问题恶化,防火墙越来越强。12、13年互连网的发展,又有一个希望,但还是再度落空。
记者:现在呢?在中国做媒体还有空间吗?
程益中:早就没有希望了……,早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的。
记者:在中国国内,还是有记者在努力着,争取那么一点点的自由?
程益中:应该说是,在当局看来,现在一切都是可控的了。在完全一个可控的状态下,整个新闻舆论的控制没有任何问题。
记者:今年截止到最近,中国发放了20多万记者证,创史上新高。现在的舆论环境和中国记者证发放创新高有什么关系?
程益中:首先,现在所有媒体都是被要求姓党的。只有国家登记的、党的、有正式出版批文的媒体,通过考试、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才能获取记者证。记者证的发放跟中国新闻环境的活跃程度,一点关系也没有。
一是中国官方宣传口更自信了。（中国政府）自信在终端（记者）及信息的控制上，已经到了完全掌控的状态。而有记者证，控制起来更简单了。再搭配上强大的防火墙的信息控制。
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政治改革
记者: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对于还在中国做媒体的同行,您想说些什么?
程益中:我还是很敬佩在中国持续采写新闻的记者。现在在中国作这件事,非常不容易,非常难。我祝福他们,还能够透过这个行业勉强的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希望他们职业生涯能顺利,不要遇到不公的对待。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守住不作假新闻、不给老百姓洗脑的底线，继续维护新闻这个行业的尊严，和起码的职业操守。
虽然可能不存在，但我还是希望中国能走向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一天。如果中国没有走向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认为中国是绝对不会走向改革、或是我们希望的民主化道路。
记者:谢谢您接受本台的采访。
（记者：唐家婕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