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号，在纽约的亚洲协会邀请《华尔街日报》6名8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报道的记者座谈“中国的过去与现在”。记者们回顾了中国的变化和当今面临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1981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如今有100多位工作人员。当天参加座谈的包括1983年即前往中国的阿曼达•贝内特（Amanda Bennett），她回忆，当时只有17个城市允许外国人去，往美国打电话还需要预订。外国记者和家属去十三陵野餐，还是在公安的包围监视下进行的。
目前担任副主编的白佩琪（Rebecca Blumenstein）2005年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有50个豪华酒店，各种工程在进行中，外资大量涌入，经济在以10-11%的速度增长。
白佩琪：“奥运前北京上演了一场豪华秀。奥运之后，我跟一些西方公司的人吃烤肉，有微软、诺基亚的，他们感觉到合资的中方好像不需要他们了。奥运之后，给外国企业的机会就关闭了，机会还是给了中国的国企。”
现任驻华记者裴杰（Jeremy Page）1992年作为18岁的青年背包客就去过中国。2010再回来报道的时候看到经济上和外表的变化，政治却依然没变。他说的汉语像80年代的人，用来报道政治话题却不过时。裴杰写了很多关于薄熙来的文章。
裴杰：“薄熙来事件的爆发使人们突然看到中共内部问题有多大，高层争斗还是占主要因素。薄熙来的故事广泛转载，迅速扩散，党也得想如何处理危机，出台一套能与事实匹配的说辞。”
在座的还有《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她曾经在新华社工作，后来在工作中结识了真正的记者，到2001年感觉做不下去了，就离开新华社，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美国住了六年回到中国，她也感到，北京除了故宫全变了。但是电视和广播中的新闻还是一模一样。
90年代中后期驻华、后来成为《华尔街日报》执行总编的鲍伟杰（Marcus Brauchli）表示，信息还是流出，人们还是知道一些情况，微博的讨论也给政府压力，使得当权者不得不应对，虽然其调整是微妙的。
视频转载： “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座谈会现场（亚洲协会）
2007年前后驻北京的班安祖（Andrew Browne）认为，说“中共把2亿5千万人解救出贫困线”是谎言。实际情况是，中共当政几十年，经济管理形成长期的痼疾，经过大跃进、文革屠杀式的强权统治，中共终于退后了一步，允许2亿5千万中国人自己把自己解救出贫困线。
班安祖：“是中共的退后，退出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允许他们释放自己的创造力，创造了如今的经济成果。”
他说，独裁统治也能产生经济奇迹，但是目前中国的独裁模式已经失去动力。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从投资型经济、出口型经济转变为消费型经济。投资型经济的赢家是生产方，在中国是大型国营企业。工人则是居无定所的城市漂流人口，住在城外帐篷里，低工资、低福利。
班安祖：“要想产生消费型经济，就需要把从前流入生产方的钱放入消费者的口袋，放入家家户户。问题是旧经济中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是否愿意看着钱流入寻常百姓家。”
主持座谈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指出，中国已经到了，微小调整（tweeking）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