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严厉的疫情封控措施还在向全国蔓延，而因为批评当局隐瞒疫情而遭到封杀的作家严歌苓，却至今无法为一部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一秒钟》署名。
对于严歌苓和她的丈夫、代理人王乐仁（Lawrence Walker）来说，这是一次跨越多国、延续一年多的维权行动。
署名被取消
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电影《一秒钟》，是根据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2020年底，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时就没有为严歌苓署名。 但严歌苓一方，当时并未就此对外发表意见。本台记者在豆瓣网和百度百科上查询《一秒钟》的页面，主创团队名单中至今仍没有严歌苓的名字。
根据王乐仁提供的短信截屏，影片出品方欢喜传媒集团制片主任赵毅军在2021年10月，通过中间人向严歌苓转达意见说，“原来在影片片尾写有：‘受严歌苓女士作品启发 特此致谢’的文字。但在送审时，国家电影局明令删去。张艺谋导演和欢喜传媒只得遵照执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本台尚无法向第三方核实这一短信的内容）
王乐仁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严歌苓和他从2020年得到消息时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也曾询问过北京的律师事务所。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中国通过法律途径来处理这一事件没有意义。
王乐仁介绍说，自2020年中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严歌苓曾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负有的责任，中国政府对严歌苓的作品迅速采取了秘密封杀。这一封杀的准确时间是在2020年3月，严歌苓在网上发表了批评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的文章《借唐婉三字：瞒，瞒，瞒》之后。
他解释了所谓的“秘密封杀”：“也就是偷偷摸摸的办法，来一个什么电话，不知道是什么人，有什么地位，来自什么单位，就说我们是当局，不说是谁，就说这个电影不能放，书不能出版。”
身在纽约的独立电影制片人朱日坤向本台分析说，在中国，电影有任何政治或其它敏感问题，都是无法通过审查，也无法放映的；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秘密封杀的手段，“这些手段相对看，可能柔和一点，但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做法，就像你提到的严歌苓的事情。在电影中，她的署名权被拿掉，或者要求你拿掉其中的某一段，或者某个人不能出现，因为他在黑名单上。这种案例挺多的，或者说比比皆是。”
不能让审查机制出口
对严歌苓的封杀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王乐仁说，他们感觉这种封杀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似乎已经太久了，“有时候这种（封杀的）情况，有人说，这个人禁止一年半、十八个月就可以了。可是，她（严歌苓）的情况是完全没看透是什么原因。”
但对严歌苓的封杀却有越来越严的趋势。今年二月，在一档有关徐州铁链女事件的网络谈话节目中，严歌苓因指责习近平是“人贩子”，使得中国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站再次集体对严歌苓进行了封杀。
在中国国内投诉无门的严歌苓夫妇，一直在等待《一秒钟》的国际发行，试图在此过程中捍卫自己的署名权。“这种恶劣的做法应该在中国的边境停止，不要把他们砍掉一个作家名字的做法出口到国外，”王乐仁这样告诉本台。
2020年12月，王乐仁曾致信严歌苓作为成员的美国西部编剧工会，希望对方介入，但没有得到回音。去年八月，王乐仁又先后致信《一秒钟》的北美发行平台MUBI和NEON，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视活动主办方，但也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本台记者登录MUBI有关《一秒钟》的页面，上面已经明确把严歌苓作为小说作者列入主创人员。与此同时，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在《一秒钟》的页面上，也把严歌苓排在电影作者名单的第一位，其后才是改编者张艺谋和邹静之。
但刚刚结束的波士顿独立电影节，以及NEON等平台却没有回应王乐仁的要求，相关《一秒钟》的页面没有列出严歌苓的名字。严歌苓聘请的法国律师目前也还在与国际发行平台Wild Bunch of Paris公司交涉，准备通过谈判来保护署名权。
正是因为在国际上的维权行为效果不很显著，严歌苓一方才决定要透过媒体公开这一事件。而作为《一秒钟》的出品方欢喜传媒已经感受到了压力。在前述那则去年10月的短信中，制片人赵毅军间接向严歌苓表示，希望她三思而行，“如果严歌苓女士不停止阻挠发行的行为，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为维护各方投资主体的共同利益，只得向国家电影局提起申诉，请求帮助。但如此一来，把矛盾上升到了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层面，岂不是对严歌苓女士更加不利吗？ ”
王乐仁对这种表达方式完全无法接受，他告诉本台，“他说这是你一个人和全国、整个政府的冲突。我就想到，那就像一个人站在一排坦克的前面，就马上想到这个比喻。”
王乐仁说，1989年天安门学运中坦克人的照片让他印象深刻，严歌苓的处境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一形象。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