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使在极左年代也没有完全忘记整理国故，比如五、六十年代就进行过“前四史”的标点工作。但是那个年代的政治气氛不能不反映到古籍整理工作上，不是还有所谓“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的提法吗？这些情况，今天想来真是不堪思适。难怪在美国参加《史记》英译工作的威斯康星大学学者、荣誉退休教授郑再发当初不敢以中国大陆出的点校本为蓝本：
“我记得翻译是《本记》部分，我记得是整个《本记》都翻了出来。《本记》原文是比较古，以前翻译的人不多。大陆很多古书都重新排版，重新点校。这里就失掉了很多真古翻译之迹，不敢用大陆的本子。”
郑教授在将近二十分钟的电话采访中反复申明他的一个观点： 修订国史必须是为了保存古物、保留历史：
“古人的东西怎么算你节制，引用今人的看法来统一古人的东西是为你今人在做事情，你不是为了保留古人的东西在做事情，这是两个层次。你说，美一个朝代的人都有权利说话；都有权利批评历史；都有权利用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不错，是可以。可是古人的观点本身就是个历史。无论古人说话多么无理，都曾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不管他怎么无理，怎么反动，不管你用什么政策名次，那个时候它可能一点都不反动。离开这个就不可能是学术层次，那是做文化工作，文化工作需不需要做？可能需要做。做文化工作不能够不存古物，古的文化也是文化。”
郑教授对使用俗体字排印古籍表示不以为然：
“我不叫简体字、繁体字，我用学术界传统的说法一个叫正体字、一个叫俗体字。那些简体都是平书甚至是草书把它楷化，用写楷书的笔画来写行书、草书。那丑得要死。比如‘皇后’的‘后’，‘后妃’的‘后’，变成‘后代’的‘后’。乱七八糟，古物要保存原状。假如是为了普及，让后人也可以看得懂古书，你把它划成俗笔——俗体字，也可以。可是古书不能不照原文的样子印，改成俗体字印行。没有办法做学术研究。”
郑教授也不赞成对古籍搞横排版；谈到标点，他说，标点只能标结构，不能标语气。
这位学者认为，对国史的修订还要辅以对难字的训释、对典章文物的笺注、以及其它疏通文意的工作：
“古书今人不懂，把它弄成今人能懂的普及化的东西，一定要做。挑出困难的地方，难字挑出来解释。比如说古代用法跟现在不一样就得说，或者说这个制度、文物现在人不懂这个东西是什么了，那么就得注解。文物典章制度上头的注解，以致于弄通全文，疏通全篇的那种提示，甚至讲文章结构，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只要做一次，比如说古人就说朱熹吧，注解它就用了好几代。我们现在只要一做就可以用好几代。既然要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就做好。”
记得北大的杨伯峻教授以前对《左传》作了详尽注解之后，还不放心，还要责成他的学生沈玉成将《左传》译成白话文，以配合他的注解。郑再发教授也说，国史修订完成以后，需要作些翻译工作。他强调翻译以“信”为上，不可增字或减字“解经”，不可用自己的解释代替翻译：
“你初写的文言文也要加注解，你全篇都注解，那就不如翻译，所以翻译是必须做的。问题是翻译可信到什么程度？你翻译的信不信，你得真实的传达原文字句的意思，要如实的翻译出来，要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主张的是一字不能增加。古人、汉人解经，就是不增一字，不增字解经，我一直主张的是也不增字，也不减字。不能够说我的理解是如此，我就这么翻。”
据最近一次国史修纂工作会议的消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的修订预计2015年全部完成。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