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江林是中国《解放军报》的一名记者。6月3日下午，江林在天安门广场和医院里，目睹了六四屠杀的血腥一幕。三十年来将痛苦记忆深埋心底的江林，终于鼓起勇气向本台记者说出她所看到的一切。江林现在刚刚离开中国。
江林生长在军人家庭，她的父亲是解放军高级将领。
6月3日下午江林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首先到她的朋友解放军上将张爱萍的儿子张胜的家。张胜当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晚饭后，张胜告诉江林，开枪了，江林便与张胜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张小亮骑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广场。
四人走到木樨地，就听到枪声；到了西单路口，他们遇上军队向天安门挺进。江林说：“老百姓不停的喊‘法西斯！’军人就向着声音（的方向）开枪，而且是用机关枪扫射。我们趴在地上，直到兵车开动，我们判断通往天安门的路打通了。”
在木樨地，江林看到很多人拉着平板车，车上都是受伤的人，满脸都是血，身上也都是血。她说：“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往天安门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流眼泪，一路上看到的太惨了。我们的父母都是部队的，我们也在这个军队里服务，居然今天我们所服务的军队向老百姓开枪。心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非常非常难过。”
他们四人终于到了天安门城楼下，江林看到了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开枪的一幕，江林说：“从天安门的门洞看，一片火光，看到军队战士钢盔的剪影，枪声大作，一直不断。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被武警包围了，不分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拿电警棍打我们，万伏的高压电警棍。”
江林与张胜夫妇和儿子都严重受伤，张小亮失踪，几天后，张爱萍亲自出去找孙子，才在中山公园拘押所里找到。当时，江林与张胜一家走散了，江林被一位外国记者开汽车送进协和医院。
江林说：“跟我们同时到的还有一辆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司机一边哭一边喊，我的车上都是被打伤的伤员，医生你们快点来。协和医院急诊室的地上全都是血。医生对我说，你是最轻的，他们全部都是枪伤。护士对我说，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枪伤，我真的受不了。她说你看那边都是被打死的人。后来有人说，医生你们赶紧到天安门去救人，天安门死人太多了，医生就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去救，我们的救护车都被打回来了。”
江林说，在协和医院里，除了急诊室，体疗室等地方也都躺满人，一个挨着一个，没有一点空间。所有伤员都不出声，或者昏迷，或者已经死了。活着的人不敢说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因为国安局在逐个人登记。到了六四清晨，送来的伤员更多，医院只好把江林等伤势较轻的伤员用救护车送到别处。
江林说：“救护车上有一个小伙子，他对我说你要抬起头来，不要垂头丧气。他说我们没有输。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冲锋枪弹夹，他说这是他的战利品，他在公安部门口受的伤，那些当兵的端起枪扫射，他一下就抓住枪，把枪举到上面，那些子弹就没有射向人群。他说他抓住枪的时候，另外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胳臂，他顺势就把弹夹拔出来了。你说那些人多勇敢啊。”
六四后，江林遭到整肃，离开了军报，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任何新闻单位都不能聘用她。
30年前，江林亲眼看到军队不但在长安街、而且在天安门广场开枪；她相信六四屠杀死亡人数很可能多达一万人。30年来最折磨她的是不能将自己亲眼所见的六四屠杀讲出来。
江林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最后，表示：“30年是一个坎，因为一代人都不在了。但是大家要努力，如果谁都不提，那些人就觉得没有压力。这是共产党最本质的伤疤，你把这个伤疤一揭露，共产党就完了。”
（记者CK 责编：申铧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