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导演哈斯基曾在中国认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有感于中国政府全力抹杀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和刘晓波的名字，哈斯基决定拍摄纪录片，希望世界不要忘记刘晓波及其所代表的一切。
1989年六四事件的枪声响起，就锁定了刘晓波的八九情结，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以及和平对抗专制政权的主张，让他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是，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当天，他的座椅是空的，他不只缺席典礼，最后也缺席了精采的人生，在中国监狱裡过世。法国导演皮埃尔·哈斯基（Pierre Haski）不容世界遗忘刘晓波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所以拍摄了纪录片《刘晓波——反抗北京的人》，在巴黎放映。
刘晓波：“我就是宁愿付这方面有风险的代价，也不愿做一个说谎的人，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人” 。
哈斯基从2000年起担任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因此认识了刘晓波。他离开中国后，发生在刘晓波身上的事件有起草和签署《零八宪章》，判刑入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在2017年过世。他以法国製片公司一部2008年访问刘晓波的纪录片为基础，采访他生前一些好友做见证。
哈斯基：“拍摄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我们决定不採访还身在中国的人，不让他们陷于险境。
第二个困难是刘霞。我们拍摄时，她已被允许离开中国，住在柏林，但她不能完全自由的表达，中国政府利用她的兄弟和她的家人施压。”
刘霞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这部影片，在一张象征缺席和平奖的空椅子上，放一张刘晓波的照片，然后读了一首写给刘晓波的诗。
刘霞:“那些诗行没有声音，没有。”
哈斯基发现，刘晓波这些流亡海外的同伴，他们有着双重的悲伤，失去了一位敬爱尊重的朋友，另外就是受困于政治的死胡同，这个世代已走到历史的终点。
哈斯基：“一方面有很深沉的悲伤，他们都提到刘晓波的牺牲，他要留在中国继续奋斗，因为面对天安门死去的人，他对他的苟活有罪恶感。之后，在他第一次入狱时，他被利用在电视上自我批判作为宣传，他要对过去所发生的事和他的忍辱偷生付出代价。他的朋友都非常悲伤地看到他这种完全的参与，而导致他最终的死亡。
另一方面，很忧伤的看到他的过世，标志着这个世代的经历已然结束，经历过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这一代人，30年后发现彼此受困于无解的政治中，不是流亡海外，就是在国内保持沉默。”
哈斯基强调，拍摄动机之一就是不要遗忘刘晓波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还有广义而言，1980年代至今的历史。
哈斯基：“这一页中国历史让我们了解到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怎么强大的。在国际上，这个名字开始在人们的记忆里消逝。在中国，政府更尽其所能抹去记忆让年轻人不知六四天安门事件，遑论刘晓波。”
八九学运领袖吾尔开希也出席了这场放映会。
吾尔开希: “很感动，又看到老师的影像，晓波是老师是好友。如果任何人问我对这个人的想法，我会说，你如果真的认识他，那就太好了。正因为他的真挚，所以他追求个人的价值，追求个人价值的时候，是以自由来完成。”
至于年轻的一代，他们是从影片的很客观的角度看这个历史事件。在法国念书的中国学生，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抱持悲观态度。
哲学系学生：“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知道(六四事件)，因为我现在感觉封锁比以前要严重一点，基本上没有人在乎(民主)，因为经济状况还算可以没有崩溃，除非经济崩溃，之外是不太可能有变化的，我是挺悲观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凌巴黎报导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