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2016年猴年春节之前的二月五号，昆明市政府发布了有关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是否涉嫌犯罪的第九个通报。通报称泛亚确实有违法犯罪活动。既然是违法犯罪，相关政府部门是否要为20多万人蒙受的投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广大投资受害者，即那些自称的“泛友”是否也要为自己的损失承担一定责任，不应一味向政府讨说法，让政府刚性赔偿他们的损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制作的有关泛金属交易所危机系列调查报道第二集的第一部分。
围绕昆明市政府有关泛亚骗局的第九个通报， 近日网上有分析指出，既然通报称昆明泛亚早在2012年4月就擅自改变交易规则，推出“委托受托”业务，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与云南天浩稀贵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关联公司，采取自买自卖手段，操控平台价格，制造交易火爆假象，那云南省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办公室两年后的（2014）1号文件岂不是造假？因为那份政府红头文件写明，政府对泛亚的现场检查情况并没有发现泛亚有色其开展的委托受托业务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对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整改工作予以验收通过。
单单仅凭这一点，泛亚骗局就与云南省和昆明市两级政府脱不了干系。这也可能就是中国各地广大泛亚投资受害者在不同政府机关门前抗议维权时打出的各种横幅中有“谁审批， 谁监管，谁负责，还老百姓血汗钱！”这么一条诉求。换句话说，现在泛亚骗局逐渐被大白于天下，批准泛亚成立和本应监管泛亚的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为广大投资受害者兜底。
不过也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广大投资受害者也应该承担与投资高收益相伴而生的高风险，不能赚了钱归自己，亏了钱找政府。
针对两种观点， 记者近日采访了一位投资泛亚的受害者罗勤勉。罗先生是一位收藏家，2010年元旦在昆明世博园中国馆因展出自己的收藏而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相识。罗先生二月二十一号在网上发文呼救，想通过习近平的姐姐向习近平和王岐山反映泛亚骗局的真实情况， 讨回自己投资到泛亚的毕生积蓄。罗先生声音略带凄凉地对记者说起自己的泛亚遭遇：
“2012年底，昆明开发区工商银行分行的一位大堂经理亲自来找我，不遗余力地向我推荐泛亚。 由于这位银行经理出示了昆明市政府相关的红头文件，我便相信了银行宣传的泛亚“保本保息、资金随进随出，与存款一样安全，为国收储”的说法，将自己所有资金以及家里很多亲戚委托给我的很多钱都投到了泛亚。当我投钱时，我被告知是将钱借给什么泛亚信托，与我形成借贷关系。那时投资的项目还不叫日金宝。日金宝，我好像是日后在银行的宣传片和宣传资料中看到的说法。投钱之后，虽然看到收益天天进账，昆明新闻媒体和中央电视台都报道泛亚合法和符合规矩，但我还是担心泛亚是否有风险。于是， 我就去在某相关机构任经理的一位好友。这位好友告诉我，泛亚是昆明市政府搞的， 国家搞的，是安全的， 是为国家战略收储， 是为国家做大好事。这位好友还对我说， 股市有风险， 在银行存款有风险，偏偏投资泛亚没有风险， 因为泛亚是为国家战略收储， 是国家行为。这样一来， 我就坚信自己投资泛亚不会出事。然而，现在我自己投的1000多万，再加上家里亲戚及孩子委托我投的1000多万，我总共投入泛亚2000多万，从来没有拿出来。由于现在这么多钱拿不回来，我又六十多岁了，没有收入，一日三餐都要节省，一下子从昔日的千万富翁变成了负翁。
由于泛亚是政府办的，不是名义上的民营企业，泛亚开业典礼上站台的都是政府官员，中央电视台也有报道，政府应当负责赔偿我们的损失。赔偿是政府的义务，因为泛亚涉及的400多亿是那些与政府有关系的人和企业拿走了。泛亚负责人单九良说，400多亿都借给了400多个个人和100多家企业。这一名单， 单九良说已交给政府之后就失踪了， 不能对外讲话了。你想想，那400多个个人肯定不是普通百姓，肯定是官员或有政府背景的人；那100多家企业要么是政府官员的企业， 要么是他们亲戚开办的企业，要么是有政府背景或关系的企业。没有背景和没有关系的人不可能拿到这个钱的。
虽然我说要政府赔偿我们，但是我已不敢相信政府了。我一辈子都相信党， 相信政府。现在这么一搞，政府好像当年的日本鬼子一样，因为政府把我们的钱都抢走了。
从2015年6月开始，泛亚承诺的“资金随进随出”变成了我们的资金只能随进而不能随出，无论受害人怎么哭喊和吵闹都无济于事。我与其他受害者想到北京上访，当地警方就强力阻拦我们赴北京上访。比如，我订了去北京的机票，当地几名警察多次到我家阻止，直到我将机票退了，生活才恢复安宁。此外，有次我到了北京，刚进宾馆十分钟不到就被北京当地的警察不客气地带走，让我写下绝对不上访的保证才获得自由。与我一样受害的还有几十万家庭，而且大多是相信党和相信政府的老年人，被骗的是养老钱和保命钱，而骗子竟然是我们最信任的政府和银行。至于有人说我们受害者也要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我认为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我们是相信政府和相信银行， 内心是爱党和爱国，本着为国战略收储做贡献的想法才把钱借给政府办的企业。我们不是炒股， 不是超期货，责任不在我们，完全在政府。我们受害者现在对政府在泛亚问题的处置办法感到悲观、失望和愤怒。在我认识的受害者群体中， 现在有人骂娘， 有人扬言要自杀，有人扬言死也要杀官员垫背。当然，这些都是气话。
至于下一步怎么办？我要想法设法找到习近平的姐姐，因为我感觉找到她，我们的问题得以解决还是有希望的。我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等中央领导并不了解事情真相，找到习近平的姐姐，她就会把真相说给他们听。”
以上罗先生认为，现在泛亚出事了，政府应该赔偿他的损失，因为泛亚金属交易所不论表面上是什么经济实体，实际都是政府兴办和控制的，是政府行为；现在出事了，政府不能推卸责任。
2016年2月初， 网上出现一篇题为“‘泛亚’最响亮的耳光打了谁”的分析文章， 分析云南省和昆明市两级政府在“泛亚”事件中的角色和作为。文章认为泛亚金属交易所从成立到被查处的全过程，当地政府发挥了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虽然中国地方政府没有权力批准成立“泛亚”这样的所谓交易所，但云南和昆明市政府却把泛亚作为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批准成立。第二，昆明市政府以红头文件形式在2010年12月发文，为泛亚撑腰， 称对泛亚进行所谓的监管。不仅如此，2012年4月，云南省政府金融办还发函明确支持“泛亚”申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第三，昆明市成立由分管金融副市长任主任、金融办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泛亚”监管委员会，穿着所谓“监管”的漂亮外套， 实则为泛亚站台力挺。2011年4月，在“泛亚”成立暨开市庆典上，现已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办倒台、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敲响了开市第一锣。第四，云南和昆明两级政府危机爆发前包庇泛亚， 危机爆发后推诿查办泛亚， 因为2011年以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多个通知，要求各地对各类交易场所进行清理整顿， 但2013年11月云南省证监局等部门却对“泛亚”现场检查验收。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二月二十五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云南和昆明市政府在泛亚事件中虽然是否负有经济责任，是否为事件兜底，赔偿像罗勤勉那样投资者的损失现在还很难说，但是政治责任却不可否认
“因为政府对泛亚的监管显然存在问题，就像在其它方面监管不力一样。再者， 中国很多老百姓一是无知，根本不会多想政府监管不力这个问题；二是很多老百姓存有投机心态，只想赚钱不管风险，现在泛亚出事使他们蒙受损失，让人感到可怜。从政府角度看，他们现在不仅根本没有能力应对像泛亚这样不断出现的危机，而且就是有能力赔偿投资者的损失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去做， 因为那样是让中国从试图走市场经济的路上倒退会计划经济的老路上”。
不过，夏教授强调，政府官员为泛亚站台，为泛亚撑腰，确实误导了许多投资者，确实让不明真相的普通投资者忽视了高收益高风险的资本市场规律。另一方面， 夏教授也指出， 投资受害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检讨自己在泛亚投资上的贪婪，认识到经济的兴衰高低不是完全依靠党的号召。
好了，有关泛亚危机的调查报道的第二部分今天到此为止。下一集将进一步讨论政府和投资受害者两方在泛亚骗局中的责任。
（记者：闻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