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上周在他的住所坠亡，官方很快宣布，他的死是因为此前身患抑郁症。消息一出，“被精神病”再次成为热词。另一方面，中国精神病治疗仍面临来自各方的阻力，行业发展仍然举步维艰。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在去世前一天还在办公楼会见了民联智库负责人，第二天就坠楼身亡，引发社会许多猜测。他的坠亡发生在港珠澳大桥开通前三天，有评论猜测他的死很可能出自政治原因，而且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郑晓松死后第二天，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宣布，他的死因是“抑郁症”。从坠亡发生到消息公布速度之快，让很多人觉得政府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调查他的确切死因就断定他的死是患病自杀。很快，“被精神病”一词再度走红。
从最近几起中国“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当事人来自社会不同阶级，包括官员、异议人士、普通群众等。
7月初，在一家上海房地产公司做中介的内地女子董瑶琼在上海海航大厦前做了一场推特直播。她在画面中表达了对中共独裁专制和脑控压迫的不满，之后大胆地向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宣传画泼洒墨汁。上海警方很快来到她的住所，之后她一度失联。
知情人士透露，在此之后，董瑶琼被上海政府方面的专家鉴定患有精神病。她随后被押解回湖南，并被送进了老家的一所精神病院。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在中国，由于精神病鉴定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其诊断很容易被政治利益所绑架。
“政府没有给你任何第三方公认的科学证明，也不允许你自己或由家人陪同去找权威机构进行鉴定，而是行政机构任意的鉴定。就像一个北大教授说，上访人员中99%都有精神病。”
除了地地道道的草根之外，一些在中国民间小有名气的准公众人物也难逃“被精神病”的折磨。
据本台记者报道，安徽网络作家吕千荣因为长期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被暂住地警方送入精神病院羁押65天，直到一周前才得以获释。他表示在住院期间，他被强制服用抗精神病药，警方还多次到医院要求他删除此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和文章，还要求他写下保证书。
夏明补充说，这些政治意图明显的“被精神病”案例表明，警方经常把当事人的反抗行为当作办案把柄。
“任何人被抓进去后，你在没有精神病的情况下反抗时，医院反而通过你的反抗来建立你的病例，说你有狂躁、暴力、不合作等各种精神病状，然后就给你下药，让你进入一个无法解脱的怪圈。”
他指出，“被精神病”现象还暴露了中国精神病治疗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
今年5月，中国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整合了全国各省市超过100万城镇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发布了《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数据显示，目前每四位城镇居民中就有差不多三位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而心理完全健康的城镇居民仅占调查人数的十分之一。
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201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中国，不到6%的精神病患者选择就医，他们大多患有焦虑症、抑郁症、物质依赖症、痴呆症或癫痫症。
尽管中国拥有极为庞大的潜在精神病患者人口，中国精神病医疗资源却严重匮乏。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表明，在2014年，中国仅有23000名精神科医生，相当于每10万人中只有不到2名精神科医生。相比之下，每10万美国人中有12人从事这个职业。
美国费城著名精神科医生杨景端早年曾在上海精神病院进修，并在国内从事过精神科会诊工作。通过与国内同事的联系，他长期对中国精神病治疗行业保持着关注。
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精神病治疗仍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
“它基本上套用了现在西医的模式：严重地依赖于药物治疗，非常严重地缺乏心理治疗。尤其是在精神科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医生和治疗师的素质、受教育和培训的程度都比较差。”
他解释说，过度依赖药物治疗的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药物治疗通常更简单、更具有时效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目前还在使用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成本普遍比较便宜。
他在谈到中美两国精神病院的差别时说，在美国，精神病院通常只收留两种人：有自杀倾向或有伤害他人倾向的人。他们住院的时间通常比较短，大多数人一两周内就会被转到门诊治疗。相比之下，中国病人住院时间长得多，用药也比较重。他表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精神病科医师所受教育比较有限，同时也和医院通过住院的相关费用尽可能地创收有关。
他坦言，精神病治疗在中国面临的阻碍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社会认知的偏执和误区。
“大众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很多（症状）他们不认为是精神病或者精神障碍，而更多地归咎于一些环境因素、思想问题等等。”
中国在2012年通过了首部《精神卫生法》，要求政府增加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并提高学校和工作场所对于心理问题的教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华盛顿报道。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