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集的报道中提到，中国政府长年越境执法，将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士抓捕绑架回中国。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报道曝光了北京当局实施的全球绑架活动。那么，这些有组织的越境活动的根源在哪里？中国官方会对什么样的人员进行抓捕？通过什么方式将人引渡回国？当局违法跨国绑架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有怎么样的影响？
红军靠绑架抢劫起家？
香港中文大学网站上的一篇论文指出，“红军早期取得军需的主要途径就是靠‘打土豪’”，也就是用暴力抢夺地主豪绅的财物。
中共大力宣传的“英雄模范”方志敏1930年曾在景德镇绑架多名在当地经商的外国商人，在得到这些外国商人家属的巨额“赠款”后，将他们释放。
从红军依靠抢劫绑架来解决财源枯竭的例子来看，是否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埋下了“绑架”基因？
引渡事件发生在哪里？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3月发表了一篇名为《失踪》的特约文章，报道了有关中国政府在香港、东南亚、澳洲、加拿大及美国等地越境执法，强制遣返中国或他国公民的事件。
文章作者、《政策创新》高级研究员扎克•多尔夫曼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谈及他所报道的多起绑架事件。
“香港、澳门、泰国、越南和缅甸发生的绑架案都已经被公开证实；但在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发生的绑架案却没有被公开证实，相关事发国家也没有对此公开发表声明，但接受我采访的多个前高级情报官员证实绑架事件确实有发生。”
扎克•多尔夫曼还解释说，出于对双边经贸合作有可能被破坏的考虑，上述五个西方国家选择对北京当局越境强制引渡的非法行为保持沉默。
这项全球绑架活动的受害者有经济犯罪嫌疑人、持不同政见者还有维吾尔族人，北京政府选择的绑架对象跨度颇大但并不随机，中国特有的暴力维稳模式已经延伸至境外。
中国如何实施绑架？
每项引渡任务，在完成过程中都有阶段性，而第一步，往往是由打电话开始。
多尔夫曼向记者介绍说，有人会先接到电话，对方会用‘提供工作机会‘为由，要求当事人回国；如果当事人拒绝，那么他将陆续收到威胁电话；最后就是直接恐吓。”
中国政府采用的引渡方式五花八门，从利诱到直接暴力绑架，只为完成任务。多尔夫曼告诉记者，澳大利亚是发生最多强行绑架案件的国家。
“有很多个案例是受害人被下药、或遭受殴打，然后被拖拽到驶往中国的船上遣送回国。前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告诉我，中国特工会先把受害人带到一艘小船上，然后再把受害人转移到由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COSCO）拥有和经营的运输船上。”
多尔夫曼补充说，在海外实施引渡并没有想象中难，加上中国政府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恐吓、敲诈和绑架，国安人员前往当事人所在的学校或公司，提供机票并警告当事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随他们回国，不然其家人会被关押。这类事件在美国和加拿大持续蔓延。
据了解，中国当局还会向指定人员所在国家的政府提供相关犯罪“证据”，“证明”当事人在中国犯下严重罪行，希望对当事人进行引渡，而外国政府往往会答应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要跨境绑架？
那么，北京当局不择手段进行越洋绑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失踪》文章作者扎克•多尔夫曼说，可以从几方面剖析中国持续进行非常规引渡计划的理由。
“首先，如果有人对习近平构成威胁，例如像肖建华那样特别富有的中国商人。其次，我们似乎都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其政权及内部稳定而愿意采取的极端措施，毕竟中国政府在昂贵开支以及可能破坏两国关系的情况下，依然越境对指定人员进行引渡。最后，中国政府认为海外的分裂主义及维权运动对共产党的统治权造成威胁，而将这些活动定义为非法的恐怖主义活动。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尽其所能地巩固统治权，由此衍生的行动也有增加的趋势。”
“绑架”事件没有引起关注？
中国当局实施的多起非法引渡事件中，除了在香港和东南亚发生的案件被广泛报道外，在几个西方国家发生的事件关注度却不高。
扎克•多尔夫曼解释说，外界忽略了大局，认为香港和东南亚的绑架案是单一事件，没有形成模式。西方国家因担心破坏与中国这个重要商业伙伴的关系，而对中国跨境实施非法绑架保持沉默。
多尔夫曼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公开站出来，指责中国政府的违法行为。
“这样不但传递出‘不允许在我们国家犯法’的信号，还可以让这些国家的警察和安全部门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为海外的异议人士提供帮助。”
多尔夫曼还说，目前国外的异议人士圈存在很多恐惧，没有人上报这些非法的引渡事件。他强调，如果受害人或关联人士觉得警察或美国联邦调查局不能帮助他们的话，那么中国进行境外引渡的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
（记者：韩洁 责编：嘉远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