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日发生多起恶性伤人事件后，当局要求执法部门利用大数据加强风险预警。但有学者认为，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广东珠海体育中心11月11日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11月16日，江苏无锡一所高校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8死17伤；11月19日，湖南常德一所小学外发生车辆撞人事件，多名学生和成人受伤倒地。针对10天内发生3起大规模无差别攻击事件，中共中央政法委、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在地方启动调研部署维稳工作，督促执法部门利用大数据防范社会风险隐患。
中共中央政法委11月24日在微信公号发布消息指出，该部门秘书长訚柏近日在浙江杭州、嘉兴调研，要求地方部门向科技要警力，挖掘政法数据“富矿”；并要求加强数据的识别筛选分析评估、抓取排查风险隐患，提高精确预测、精准预警、精密预防能力。
中国公安部长王小洪上周在辽宁调研，也指示利用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战斗力，提高主动预警风险、高效率化解处置能力。
对于中国司法机关督促公安系统利用科技加强防范犯罪的举动，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祥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此举宣示性意义较高，事实上难以执行，也难有成效。
学者：若不在网上“预告” 难以及时排除隐患
龚祥生说：“通常网路监控员主要针对政治敏感度发言的过滤、删帐，对社会事件比较没有办法监控。必须要这些人有前兆，在论坛或公开发言上预告要犯罪，例如要去学校杀人或要在路上做什么事，才可能及早发现并预防。”
龚祥生提到，中国之前发生的无差别攻击案比较多是在车站放土制炸弹，最近手法更多元、时间密集，这类社会性犯案不见得在网路有预兆：“也不能只要有不满言论都去查，对那些不在网路渲泄、有不满直接付诸行动的犯罪，很难用科技执法。”
台湾的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雅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指出：“现在中国用大数据在网路上监控人民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已很全面，在全面监控下，还是会产生不足之处。很难想像它要怎么透过大数据、监控方式，进一步去做犯罪预测防范。”
江雅绮指出：“要加强资料的排查和分析，可能会投入更多人力去做数据的监控或分析。如果相对应社会内部又有更多不满、更多压力，是不是还需要投入更多更多的人力？对可能发生不满动乱的点一一地防制、溯源？”
她指出，中国经济下行，人民对民主制度有需求、对体制有不满，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手法仍是治标不治本，内部压力锅随时可能产生爆炸。
中国公检机关近日进行经济弱势者排查摸底，宣称展开“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强调地方维稳责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也召开会议，要求强化重点场所、重大活动管理和社会面巡控。中国司法部则指示深入排查婚姻家庭、邻里关系、财产继承、房屋土地、欠资欠薪等矛盾纠纷。中国最高法院23日召开会议，宣布要对重大恶性犯罪从严、从重惩处。
中国在台异议人士龚与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现在中国发生那么多如明代农民起义“张献忠式”的案件，如果只以高科技管控老百姓，没有搞清楚源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经济恶化根源不改 压力锅仍会爆
龚与剑指出，习近平凌驾于党之上，形成定于一尊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制衡。中国民众把对习的服从当成形式主义，全民集体躺平。在习近平全面向左转的治国统治下，政治专制、经济萧条、自由受限，中国的现状令多数老百姓意识到，未来不但不能得到改善，甚至恶化。人民的本能反应是对未来焦虑、失去信心。
龚与剑说：“当这种信心崩溃，从底层到中产阶层，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分子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都感到焦虑，看不到个人前途、国家希望。要么偷渡、移民，润出去；润不出去的，被迫赞美习近平；要么躺平；更极端走上‘献忠式’互相伤害的道路。”
龚与剑认为，找到源头才能解决防范恶性案件的发生：“想用那种高科技方式打造成《1984》监控社会无死角的情况，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对老百姓监控不留死角，对高科技防范恶性事件发生不抱任何希望。”
龚祥生也表示，即便是先进国家也很难防范无差别攻击事件，中国必须解决内部经济、失业、贫富不均等压力，否则难起社会稳定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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