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莉现居美国旧金山,是一名在过去约十年间从事中国人权事业的女性。近期,她的新书《岁月不静好——人权卫士说中国》,讲述了她自2012年以来在中国从事人权事业的历程,包括她介入调查、披露海南万宁小学校长性侵女童案、黑龙江建三江事件的经历。近日,本台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听她讲述了她写作新书的心路历程及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看法。
让人们了解真实的中国:向莉的心路历程
记者:您好,请介绍一下您写作本书的心路历程。
向莉:心路历程,主要就是我来到美国之后,有很多人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从艺术策展人和画廊经理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变到人权捍卫者这样的身份?”。很多人很好奇,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以前不管是大学老师还是做画廊的,都不是一个“被迫害”的人。的确,在我进行维权之前没受过迫害。尽管我回答了,还是有很多人再继续问,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给大家更明确的一个转变的原因和心路历程。
向莉:第二个就是我的逃亡经历,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他们觉得是比较传奇的一个经历,然后大家对这个经历会感兴趣:“你是怎么一步步走的,一步步逃亡,你为什么要逃亡?你经过什么磨难,你最后怎么来到美国?”所以,因为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的有朋友不时地问,我觉得(需要)回应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疫情。我以前在旧金山当过老师,但是疫情以来,我就无法再继续工作了,学校关闭了。
向莉:我想,这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要做点什么事情,我就把我之前一直有的写(书)的想法开始落实下来。所以我应该是从2019年底开始计划,但真正的落实可能还是2020年这一年,在疫情中间写出来的,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朋友们一个交代。
向莉:然后,我也更希望的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民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像共产党所宣传的那种,是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现代化的中国,“有人权、有很好的教育、有高楼大厦、有高铁”。在这些繁荣背后,其实有很多对人权的迫害。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让更多人来了解中国的现状,和中国人民被绑架的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没有任何人权,他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走上捍卫人权之路的导火索:丁志健事件
记者:您能不能谈一下,您最早是受到了什么事情的触动,从而走上人权维护者之路的?
向莉:触动,我在这个书里写过,就是丁志健事件是一个最直接的导火索。之前,我一直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做网上“围观”,包括茉莉花事件、陈光诚事件、大连的污染事件。有很多事件我是在网络上“围观”,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变成一个人权捍卫者,但已经开始了一种自我启蒙,这是一个开始。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丁志健事件。我是北京市民。丁志健是(2012年)7月21号,下班回家的时候开车经过北京东三环的广渠门桥,他的车子突然陷到了广渠门桥底下的积水里。我去看了一下,按理说,300米远的地方,就是一个抗洪救灾指挥部,他应该是很容易获救的,可是没有人去救他。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让他妻子过来救援。他的妻子也在一路上打110报警,但没有人去。后来,他妻子到了现场之后,就跪下来求警察去救,但是仍然无法施救。最后警察就说,有这么一个传言,就是“我们必须要等领导来,我们现在的什么技术不够”,当然这是一种借口。因为等领导来了之后,电视台的摄像机也来了。几分钟,就把丁志健的车给打捞上来了。但是这些人一直等到丁志健死了,才把他拖出来,丁志健就死在是在车里。
向莉: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丁志健。如果我开车路过、一个普通北京市民开车路过,恰好那个时候路过广渠门桥,那么可能就是我死在车里面,没有人来救我。那么,我们交了那么多税,我们作为北京市民,为什么我们得不到政府的救助?我们的生命就要这样白白牺牲?所以,这是我的触动。你要知道,很多人是相信中国是有人权的,这是共产党的宣传。
为受害女童发声:海南万宁事件
记者:在这本书里,您谈到了很多你亲身经历的人权事件。有哪些是最触动您的呢?
向莉:我觉得,我自己主动参与的有两个案子,可能会比较有触动。第一个是海南万宁的那一次,那一次是真的不能忍受。一个小学校长陈在鹏,他带着几个女生,他们学校的女生,去开房,然后带着官员一起去开房,这个是很恐怖的(按:此事发生在2013年)。并且他们压制了家长。家长要找律师、打官司,他们让家长把律师给辞退,不让媒体报道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完全压下来。
向莉:所以我们就完全不可以想象。“你们号称的要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是怎么来保护的?你们的妇联跑到哪里去了?你们的保护儿童的这些人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就很生气,尤其叶海燕很生气(按:叶海燕是中国女权运动人士,曾在2013年参加万宁维权事件后不久被中国警方拘留)。她当时就跟我说,“向莉,我们能不能去万宁抗议一次?”
向莉:当时王宇律师也在(按:王宇是北京维权律师,在2015年的“705大抓捕”中,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我们就非常兴奋地说“好,我们一定要去抗议”。因为叶海燕有一个女儿,她感同身受。一个未成年的女生可能才10岁左右,就被她的校长带去开房,这是多么恶劣的事情!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韩国或者美国,总统是要下跪道歉的,可是在中国没有人负责,没有人去谴责万宁市教育局,也没有人去谴责校长。我们就觉得,应该去表达这个事情,让更多人来关注这几个受害的女生,至少让正义得到伸张,所以我们就去了海南万宁。
律师肋骨铺成的法治之路:建三江事件
向莉:第二个事件就是建三江事件(按:此事发生于2014年。当时,四名人权律师被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公安局带走,并遭行政拘留)。建三江有四个律师被抓:张俊杰、唐吉田、江天勇和王成律师。王成律师,当时我们在外面声援的时候,听他同监舱的人放出来说,被打的很惨,被警察拿着鞋底打得惨叫。然后,我们又看到有穿白大褂的医生进去,就说明这四个人是遭了酷刑。之后等张俊杰律师被拘留五天后放出来,出来之后他就无法正常行走了,佝偻着腰。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被酷刑,他的尾锥骨被打断了。后来回去查,肋骨也断了。
向莉:唐吉田律师和江天勇律师被释放之后,我陪唐吉田律师去二炮医院复查,当时就是10根肋骨断了。之后下午是江天勇律师去,但是那时候国保已经反应过来,跑到同一个二炮(医院)去。江天勇没拿到(诊断)报告,因为国保把报告拿走了,可能随便拿个人(的报告)替换它,说他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江天勇律师又换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医院,发现他可能是8根肋骨断了。之后同样,王成律师也是换了医院,因为头一个医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换了第二个医院,然后发现他也是肋骨断了,所以总共加起来是24根肋骨(断了)。
向莉:我们在建三江的时候写过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法治道路是用律师的肋骨铺成的”,因为当时四个律师被抓,有24条肋骨被打断。他们在用他们的肋骨、他们的身体践行社会责任和权利。
中国的严酷言论管制之下,希望依然存在
记者:您觉得,在当今中国舆论管制越来越严酷的情况下,您的这本书是否能对打破这种禁锢起到作用?
向莉:会有的。我在最后一章,其实写到了今年的疫情,有一些公民记者被打压、被抓捕,然后也写到了香港的抗争,就是反送中运动,后面我还为他们写了一首诗。我们在海外也是有一个“支港联”,支持香港联合会,我在里面也做一些宣传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环境是共产党在那边让它越来越糟糕,因为他们严控,他们禁止消息的自由流通,甚至诬陷这些反送中的香港年轻人。那么,不管怎么样,在一个信息可以流通的时代,你可以在一个时期切断信息,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切断信息,这些信息永远都在。只要可以翻墙,那么在大家得到一些信息的时候,他们也会反思,所以我认为希望还是在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诚旧金山报道 责编:嘉远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