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国际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 报告 ,揭示了2023年全球记者被监禁的状况。其中,中国有四十四位记者被监禁,再次位列全球榜首。记者持续遭受当局迫害,这对当下的中国新闻环境意味着什么?
保护记者委员会这份报告出炉的时候，作为香港新闻自由的代表人物之一、前《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正在香港接受审判，并且已经在狱中被连续关押超过1140天。而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一项“串谋刊印、发布、邀约发售、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都属于反国家罪名。
反国家罪名指控的扩大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也专门提到了黎智英的案例，并指出中国政府针对记者有扩大反国家罪名指控的趋势；在2023年，中国政府拘禁记者的新案件中有五分之三是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身居纽约的前《南方都市报》主编程益中对本台记者分析说，这种扩大反国家罪名指控的势头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基本态度，“（这）方便党国司法当局直接以言论治罪，这个罪名不需要任何行动和罪证，只需要有言论。这是一个子虚乌有之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23年7月1日生效的《反间谍法》修正案，当时就已在新闻界引起了担忧。在法案生效之前的6月28日，韩国媒体韩联社的记者曾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提问，质疑这部新的法案会给在华外国人查找和储存中方的统计资料制造困难，也有人担心这会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
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将《反间谍法》同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相关联没有必要，中方一贯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华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便利和协助。
但与媒体工作有相似属性的多家外国资讯公司在2023年被中国警方以国家安全为由展开调查，表明毛宁的话说服力有限。而保护记者委员会这份最新报告披露的有关中国记者被拘情况也说明，新闻界对《反间谍法》的担忧其来有自。
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官网2023年8月的一篇文章梳理了新版《反间谍法》的内容，其中提到，这部法律将“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纳入保护；将间谍行为定义中，“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的内容进行扩充，任何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情报信息的有形载体都被纳入。由于中国法律对何为“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一贯的模糊定义，新版《反间谍法》扩充的内容很难不让外界对媒体工作的边界或安全性产生不安。
近一半是维族记者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中另一个引起外界关注的内容是，在44名被监禁的中国记者中有19名是维吾尔族记者。
海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力夏提（Dilixiati）对本台记者分析说，“中国扩大监禁维吾尔记者的目的非常明确，通过针对维吾尔新闻工作者的系统性打击和恐吓，来防止外界了解更多的真相。”他强调，“维吾尔新闻工作者随时都有可能因涉及当地敏感问题而遭监禁，失去自由。”
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关押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情况，从2017年开始陆续被国际媒体报道。但在中国国内，相关新闻却一直被列为媒体报道的禁区，中国政府也一再否认存在这样的事实。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告诉本台，有关大规模关押事件的消息都不是来自国内媒体的记者，“2017年以后，国际社会了解在那里发生的情况，唯一的渠道是从那里逃出来的维吾尔人和被泄露的政府文件。在当地，没有任何记者报道。”他指出，即使有英国广播公司等国际媒体进入新疆，但他们的调查都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挠。
对于保护记者委员会报告的情况，出生于新疆的伊利夏提并不感觉惊讶。据他了解，新疆媒体的维吾尔族记者在工作中一直受到严格限制，“他们没有权利自行采访、发稿，他们必须要和一个汉人同事一块儿去。汉人写稿子，维吾尔人翻译。也就是说，维吾尔族记者的作用就是一个翻译的作用。”他介绍说，至迟从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就一直如此。
多年来，伊利夏提认识的多位维吾尔族记者均被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相关的罪名逮捕、判刑。他提到，原《新疆经济报》资深记者海来特•尼亚孜在2009年被新疆乌鲁木齐市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15年徒刑，理由是他在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接受了众多外媒采访。
伊利夏提已经多年无法与国内的亲属联系，对于去年有19位维吾尔族记者被中国政府监禁的上述报告内容，伊利夏提分析说，这正体现了中国当局对新疆信息的全面封禁，“现在这种打压，只能理解为它（中国政府）是在对任何记者的活动都在打压。它对任何泄露不利于它的消息，都在打压。”
他强调，维吾尔族记者在中国本来就受到极大限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记者被抓，“由此可以想见，维吾尔人说话的空间，包括记者这种体制内的人，说话的空间有多大？”
伊利夏提说，现在在中国的新闻舆论环境中并不是有多大空间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空间的问题。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