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5日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5周年的日子，今年也是八九民运35周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以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为首的多个海外民间组织在美国纽约举办纪念活动，共同探讨胡耀邦、赵紫阳给当今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蔡慎坤站在台上，突然提起了他1978年高中毕业回到农村的那段日子，“我在生产队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年才挣了10块钱。”为了开这个会，蔡慎坤从美国西岸飞到纽约。虽然他事前准备了讲稿，但到了台上，他又临时变成脱稿演讲，主题也从“胡耀邦最值得纪念的政治遗产”变成了叙述他个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多种经历。
蔡慎坤本来只是在农村种地，因为一篇批评基层政府的广播稿，他被上面的人看中，做了记者。几乎整个八十年代，尤其是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蔡慎坤一直担任记者，直到八九民运才离开新闻行业。
回忆那段日子，蔡慎坤直言有些不可思议，“作为一个批评政府的人，它让你进到体制里面去，到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你想想，谁敢批评政府？”
蔡慎坤后来又乘着改开的东风去海南闯荡，做企业、写时评，曾是凤凰网十大名博之一。他说，“胡赵的遗产，改革开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完全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尽管我们在这个体制里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样样都去参与了，而且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可以自由行走。”
在蔡慎坤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早在2002年就已关闭。虽然后来他继续做了多年的企业，但现在已移居美国，并且迫于中国恶劣的经济生态，正陆续关闭自己多年打拼建立的企业。
从权利的角度推动政治变革
同样与会的吴国光与蔡慎坤则有些不同。吴国光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他很年轻的时候，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时代，就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核心圈。
1984年，吴国光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曾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1986年，他借调进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长赵紫阳）办公室工作，参与中共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之一。
吴国光在会议上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改革，因为邓小平也推动了经济改革，“而他们（胡赵）的变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根本性的，就是从胡耀邦、赵紫阳开始，注重了人的权利，注重公民权利。从这个角度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就形成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对立。”
值得提及的是，胡耀邦曾主持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以及纠正冤假错案，并在改革开放时期反对逮捕异议人士，保护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政治改革讨论。但胡耀邦也因反对自由化不力，而被迫下台。其后的赵紫阳则因为在八九学运中同情示威的学生，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发生政治分歧，被扣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等罪名而遭撤职。
但吴国光的发言似乎主要针对着中国的精英阶层。他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实际上是一帮不太知道自己利益的人，“他们应该明白，如果你不能改变现行政治制度，你不管是用正当还是不正当的手段，哪怕是聚拢了巨大的财富，掌握了很大的势力，但实际上这个政治制度不能保护你的利益。”
吴国光强调，对于这些精英，如果只是寄希望于让习近平下台，再上一个“邓小平”，那他们也只能是自投罗网，“这个制度会不断地回到目前中国的状态，任意地、暴力地来剥夺你。”他提醒说，纪念胡、赵的意义就在于，只有保护每个人合法权益的制度才能真正保护精英的权利，“实际上，国际上民主化转型的经验表明，精英如果能走在前面，建立起新的制度，会更加有利于这些精英。”他强调，中国的精英应该与民众结合，最终形成对最高统治者的制约。
对专制机器的釜底抽薪
吴国光所谈到的中共政权的暴力性，在会场上有广泛共鸣。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开场演讲中说，共产专制是一套复杂庞大的国家机器，“要使这台机器正常运转，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迫害，就必须不断地以言论治罪。一旦它停止了政治迫害、停止了以言论治罪，这台机器马上就瘫痪，死掉了。”
胡平强调，赵紫阳在八九学运过程中反对以暴力镇压学生运动，虽然只是体现了他个人的良知，但这实际上也是对共产专制的釜底抽薪，可以让国家走上和平转型的正确道路。
这次活动的主持者之一、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张艾枚也从相似的角度，对记者强调了纪念胡、赵的意义，“宣扬八十年代，宣扬胡、赵他们的遗产对中国转型的正面意义”。她说，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胡、赵，不知道八十年代，所以这次活动也请了很多年轻人参加，包括学生和民主人士。
但张艾枚担忧，今后很难再有这样大型的，对胡耀邦、赵紫阳的纪念活动，因为从胡赵时代过来的见证人都正在老去。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