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五轮评定中国执行相关国际禁止酷刑公约状况前夕，总部在英国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周三向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酷刑问题严重。
总部在英国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周三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提交有关中国实施酷刑问题的报告，阐明对中国实施酷刑问题的调查及建议。
国际特赦中国部研究员倪伟平接受本台采访时称，中国并未遏止酷刑与虐待，特别是对政治犯。
倪伟平：“我们的报告有几方面，第一，中国目前对酷刑的定义跟酷刑条约是不符合的，中国的刑讯逼供是酷刑最大的关注点，但是酷刑条约的定义更广泛，所以我们觉得中国需要修改酷刑定义；另一方面是打压律师的情况，现在有很多律师如隋牧青、王宇等在秘密地方被关押，遭遇酷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打压律师就是打压法治；第三，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关于废除劳教制度以后的一些改变，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来关押上访人士，或者其他的异议人士，比如说黑监狱和所谓的法律学习班，或者上访中心，有很多报告可以证明在那些地方酷刑经常发生。”
倪伟平还表示，报告中还指责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大量出口刑具及镇压工具，刑具贸易发展迅猛, 助长国际间侵犯人权的现象。
倪伟平：“中国目前是酷刑工具制造领域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去年就专门有一个报告关于酷刑工具，虽然有一些警察或者军队可以合法用，但是有一些是没有任何国际法律允许的功能，所以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第一不允许公司生产这种酷刑工具，还有如果你想出口这些警察可以用的工具，对人权有一定问题的国家，需要有一个机制来决定和考虑是否这些国家有有关的法律，或者把这些产品出口到国外到底会有多大的威胁。”
在中国民间，不少维权人士一直在收集相关信息，以便向联合国提交中国政府履行《禁止酷刑国际公约》的真实民间报告。
上海维权人士丁菊英今年6月曾就当局发布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及处罚公约》，以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相关评定结论等，向中共外交部提出13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但一直没有获得合理回应，反而还因此遭受威胁、投毒等迫害。上周二，丁菊英愤而上街举牌抗议，两天后又向北京第三中级法院邮寄了控告外交部的行政起诉书。
此外，山东临沂的酷刑受害者卢秋梅、徐大丽和刘国慧也曾要求中国外交部公开有关信息，但中国外交部回复称，禁止酷刑问题不属信息公开范畴。
徐大丽接受本台采访时称：“对于中国的酷刑，只要是上访、有诉求的人们，他们对每个人除了迫害打压，还用各种残酷的手段，从2012年我家发生事情到现在，我经历了很多次非法关押、限制自由、还包括挖坑活埋我和我母亲，被非法软禁、拘留，都是他们使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对我们进行打压。”
记者：“你们在申请酷刑信息公开之后，对中国当局的回应满意吗？”
徐大丽：“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复，只是说不属于他们公开信息范围之内。”
此外，今年5月，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有关中国酷刑的最新报告，指尽管中国采取措施遏制警察施用酷刑及冤错判决，但警察虐待审前羁押嫌疑人的问题仍很严重，认为中国只有彻底改革司法体系才能消灭酷刑与虐待。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胡汉强/寇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