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案发生至今已有三周年。过去三年里，作为涉案律师的妻子以及孩子的母亲，她们承受的压力以及精神上的困扰绝不比身陷囹圄的丈夫们更小。让我们听听这些709女人们的声音，感受一下过去三年她们所面对的爱恨情仇。
今天是709案发生三周年，三年前的今天，一百多名律师、维权人士先后遭到当局传唤、约谈、乃至抓捕，多名律师被判刑，至今仍有律师身陷囹圄，毫无音讯。但有一群人，她们在这一千个日日夜夜所受到的困扰和面对的压力，丝毫不比身陷囹圄者更少，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珊珊， 709案被捕律师谢燕益的妻子。在709案三周年这天，她写下了一篇长文讲述所经历的日日夜夜。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原珊珊最无法忍受的，是她的孩子们习惯了生活在恐惧当中，即使父亲已经取保候审回到家中，但孩子们依然未能走出心理阴影：
“对他们心里造成的压力我作为母亲没有办法帮他们挡，这也是我觉得对于孩子亏欠的地方。那时候谢燕益不在的时候在我们家跟踪监控的人，如果我不在家，他们就会跟踪监控我的儿子，（儿子）自己不敢在家。现在我们家外面也有监控的，他们（孩子）走路的时候也会看，会很紧张。有的时候自己行走时，如果有一个人跟他时间太长，可能那个人是一起走同样的路，但他也会觉得恐惧。”
然而，谢燕益的经历，反而促使原珊珊更相信丈夫工作的重要，也更支持她坚守信念：
“刚开始他被抓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埋怨，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原本小日子过得还可以，你去关注人权的事情，然后把自己家里面搞得家不像家。但是后来慢慢地随着时间推移，我会感觉应该这样，他不单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家庭的自由，他更追求的是希望我的孩子以后的生存空间更大一些。慢慢的我会支持他，并且现在孩子也认为（监控打压）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709案的女人们，有属于她们的坚持，也有和其他女人一样的爱与恨，和对于亲人的担忧。
李文足，是目前唯一被关押三年且未审未判的王全璋的妻子。7月9日当日，李文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无法寄给丈夫的家书，信中写道：“最近，我常常想起三年前的那一个上午，你就像往常一样，朝我一挥手，说声走了，就失踪了三年……如果我知道那个上午的匆匆一别，再见却是遥遥无期，我一定会放下自己的矜持，主动给你一个热烈的拥抱。”
709案已经三年了，不少当初为被捕律师进行法律辩护的律师现在自己也身陷囹圄。余文生，作为王全璋的辩护律师以及李和平的代理人，7个月前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妨害公务罪”抓捕，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余文生的妻子许艳说，陡然失去了丈夫以及父亲，她和孩子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很担心（看守所）会很严厉地对待余文生，而且我给他存点钱发现一分钱都没少，钱是我给他存了多少，还剩多少。为什么不让他花钱？不知道他都经历了什么？是否遭到了酷刑？他突然不在家了，我和孩子在生活、心理方面承受了很大的打击。”
和所有709家属一样，许艳也遭到了当局的监控，在她家楼下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员看守，附近也被安装了三个摄像头。
中国政府为了对付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严厉打压维权律师及其助手，同时也对本应受到社会保护的女人和孩子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女人们成为反抗不公的呐喊者。事实上，709女人们的遭遇在中国并非偶然，右派的妻子们、天安门母亲们，都有类似的经历。一个据说自信而且强大的政权，以对女人施虐来维持稳定，这种稳定的脆弱和非正义性因此更加突出。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石山/吴晶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