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在科隆召开的第二届蒙汉民族民主问题研讨会，不仅吸引了各族维权人士、民运人士的参加，而且吸引了一些多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学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文人学者固有的特点。十一月底在科隆举行的第二届蒙汉民族民主问题研讨会，不仅吸引了旅居世界各地的各民族维权人士、团体，民运人士的参加，而且也吸引了一些对于现实政治并不十分关心，潜心研究思想和学术问题的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出生于一九四六年，旅居德国的孟泳新博士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他八十年代中期留学德国，在亚琛大学土木系获得铁路专业工学博士。由于他出生在民国著名学者张君劢的张家大宅中，因此在自然科学之外，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一直专心民国及张君劢思想问题。而这一研究就使得孟泳新博士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宪政问题，以及五四以来的西化和中国文化传统思想问题。近年来，孟泳新博士已经在这方面发表了几十万字的著述。
由于亚洲蒙古族地区的问题，乃至很多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产生、演变都和民国的思想及政治史有密切的关系。为此，孟泳新博士特别从德国南部赶到科隆参加十一月底的这次研讨会。据记者了解，今年退休后的孟泳新博士为了推动中国思想和历史问题的讨论, 自费参加了慕尼黑、斯图加特和科隆三次关于民国和当代思想的研讨会。而这样的从事自然科学专业，退休后却转而专心研究思想问题的率据德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德国还有多位。为此，本周记者特别采访了孟泳新博士。
关于他在这次研讨会中的演讲内容，他对记者介绍说，“我从理论的内涵，执行主体，三波民族主义浪潮，自决权的内外划分理论，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五个方面来分析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与国际法，以及世界发展的走向和潮流之间的区别与分界，从而提出：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
孟泳新博士在他的演讲中解析了列宁为什么会提出“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这个共产党提出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与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自决和美国德国等国施行的联邦制有什么区别，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在五十年代初期不再提联邦制，斯大林是如何压迫中华民国接受他对于蒙古地区的政治版图要求。为此，针对中国最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现实和文化问题，孟泳新博士认为，单靠政治力量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当代问题，必须从思想上，历史上，以及现实政治上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为此在这个研究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对于未来中国民主宪政的建议。对此他说，“我对民主宪法的三点建议。除以建立中国宪法法院和批准联合国两个人权宣言外，另一条建议是中国应实行元首（总统，主席）真正的虚位制和总理的实位制。元首候选人由两组轮流提名。一组为生活于内蒙、新疆、西藏各边界地区及台湾、香港、澳门的人士。另一组为其他人士。元首当选后应该立即退出一切政党。”
（特约记者：天溢 / 编辑：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