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艾米·伊:藏人在流亡中传承宗教文化和传统

美籍华裔记者艾米·伊近日发布新书,聚焦流亡藏人的生活足迹。在这本广受海外舆论关注的书中,她详细介绍了流亡藏人离开西藏的原因,以及他们在海外多样的生活经历。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对艾米·伊的专访。

此前多次获得行业奖项的记者艾米·伊(Amy Yee)近日发布新书《远离世界屋脊:流亡四大洲的西藏难民》(Far from the Rooftop of the World: Travels among Tibetan Refugees on Four Continents),详细讲述了西藏流亡者的故事。

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广受舆论关注。美国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著名作家彼得·赫斯勒(Peter Hessler)称赞艾米·伊在这本书中,“出色地捕捉到了西藏流亡人士的生活细节、戏剧性和尊严”。

2008年,中国当局对西藏地区发生的多起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艾米·伊当时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地达兰萨拉举行的有关新闻发布会。

她告诉本台,正是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和达赖喇嘛近距离接触的经历,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

此前多次获得行业奖项的记者艾米·伊(Amy Yee)近日发布新书《远离世界屋脊:流亡四大洲的西藏难民》(Far from the Rooftop of the World: Travels among Tibetan Refugees on Four Continents)。(Amy Yee X截图)
此前多次获得行业奖项的记者艾米·伊(Amy Yee)近日发布新书《远离世界屋脊:流亡四大洲的西藏难民》(Far from the Rooftop of the World: Travels among Tibetan Refugees on Four Continents)。(Amy Yee X截图)

记者:伊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您在这本书中记录了流亡藏人在海外,尤其是在印度的生活。据您的观察,这一群体是如何在流亡生活中传承自身独有的宗教文化和传统的?

艾米 · :藏人有很多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但最大的方法之一是通过他们的教育体系。印度有一个非常庞大且成熟的藏族教育体系,在藏族学校里,课程以藏语教授并且以某种形式将历史、文化、艺术和宗教融入其中。

例如在印度达兰萨拉有一个旗舰学校,被称为儿童村。当我在写这本书时,有大约2000名学生在那里学习。印度各地大概有80多所不同的学校。

记者: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情况如何?您在书中主要提到了三位流亡藏人,严格来说是四位,托登(Topden),罗布(Norbu),及一对夫妇德吉(Deckyi)和顿珠(Dhondup)。我知道,罗布目前在澳大利亚,他的生活与在印度的藏人有什么不同?

艾米 · :我常去拜访的藏人社区在澳大利亚,罗布在那里获得了庇护,所以我去墨尔本拜访了他,还与当地的藏族社区进行了交谈。他们是如何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呢?再次强调,是教育。但不像印度那样宽泛,孩子们会在周末去学习藏语、音乐和舞蹈。此外,藏人庆祝藏历节日等等。我看到一位漂亮的女士在墨尔本举办一场非常精彩的新年庆祝活动上发言,人们聚集在那里制作藏餐,还有藏族音乐和舞蹈,还有流行音乐等现代庆祝方式。

我认为,当地居民总体上非常支持藏人及他们的文化和传统。我看到在悉尼有一个项目,他们教藏人游泳。你知道,藏人来自高原,他们来到了澳大利亚,而海洋和沙滩是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个项目是为了藏人的安全而教他们学习游泳,也帮助他们融入当地文化。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德吉和顿珠离开西藏的契机是因为帮助朋友复印用于抗议活动的传单,而他们的朋友很快被捕。随后,这对夫妇在逃离西藏的路上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他们是如何看待为此而遭遇难以承受的经历?

艾米 · :我所知道的是,当我问他们如何看待这场遭遇时,你知道他们的回复是什么吗?他们说,一切都是值得的,他们从不后悔。

记者:随着流亡藏人群体的壮大,他们是如何看待藏人行政中央一直倡导的"中间道路"?对于在海外成长的新一代年轻藏人来说,他们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艾米 · :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支持"中间道路",其做法是实现有意义的自治,这样藏人就可以保留语言、文化和宗教,但他们并不寻求独立。广大藏人是支持达赖喇嘛这一主张的。年轻的流亡藏人我不知道他们的看法,所以必须对这一群体进行调查。也许一些人希望西藏能够独立,但我认为,绝大多数藏人都走中间路线。

记者:您如何看待西方对西藏和藏人的支持?

艾米 · :当你说到西方时,这也非常广泛。我确实知道美国政府为印度藏人的教育和其他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有其他政策支持。所以我确信,总体来说,藏人社会欢迎这种支持。

记者:对于流亡藏人来说,他们是如何和在西藏当地的亲人朋友取得联系的?

艾米 · :我不太了解他们现在是怎么做的,但在2008、2009年,也就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互联网和电话。从那时起,我们有了智能手机和软件,比如微信。当他们与西藏的亲戚交谈时,他们不能够敞开心扉,必须非常小心地说话。自2009年以来,情况变得更糟。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记者:经纬 责编:何平 网编:何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