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在乌鲁木齐城外的刑场指示安华托帝从尚未断气的囚犯身上摘除器官时，他当下的反应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他们是要处死我"，他回忆说。
那是1995年，安华托帝在中国西北部城市乌鲁木齐的铁道中心医院担任肿瘤外科医生。他临危受命，被外科主任要求组建一个外科团队，准备第二天早上进行“疯狂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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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2, 2024
当司机驶上通往当地刑场的山路时，安华“真的、真的怕死了”，因为他是现场唯一的少数民族，深怕自己可能会成为处决的目标。没想到，他的团队却被带到在一排死刑犯末尾的一名男子面前，并被要求摘除他的两个肾脏和肝脏。
三十年过去了，尽管中国已明文禁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但中国仍然饱受强制摘取和贩卖器官的指控。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法案，对被证明参与移植死刑犯器官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身为维权人士和吹哨者，安华于2022年在美国政府的一个小组面前作证，讲述了自己在新疆行医的经历。
由于揭露了摘取器官事件以及新疆因中国核试验计划导致的癌症高发病率，他被迫于1998年逃离安新疆，辗转流离，先到土耳其，最后定居于伦敦。
安华拉帝现已年过六旬，平日为人严肃，但偶尔也会流露出黑色幽默。他天生健谈，坦率而详细地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这增加了他的说法的可信度，且他的陈述也另外获得独立验证而成立。
尽管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经历的创伤，他对未来的看法仍然悲观，因为至今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且几十年前他脱离的凌虐体系仍然在运作。
令人不齿的做法
中国在1984年通过的法律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合法摘取死刑犯的器官。
由于器官捐赠甚为稀少，在该法通过后的几十年来，囚犯成为最常见的器官移植来源。根据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论文，截至 2011 年，中国约 65% 的移植手术使用人死后捐献的器官，其中有 90% 以上来源是死刑犯。
这种做法遭到国际医疗和人权组织的谴责，并在中国强迫摘取器官和贪腐证据浮现后引发各界强烈抗议，终于在2015年被禁止。有批评者声称，有一些良心犯因政治原因而被处决。
近年来，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严厉打击器官贩卖，最新的法律于5月1日生效。但一些人认为，这些作为无疑默认了中国受国家监督的医疗移植体系仍然在利用不当手法获得器官。
人权活动人士称，有证据表明政府依然是不法移植器官的共犯。人权倡导者担心，新疆持续进行对维吾尔族人的大规模拘禁以及从维吾尔人口中采集大量 DNA 样本的项目，无疑为针对该群体进行器官摘取提供了机会。
美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研究员伊森·古特曼 (Ethan Gutmann) 作证称，亲眼目睹了被拘禁的20多岁到30岁出头的维吾尔人接受神秘医学检查的情况。一位曾在集中营工作的医生告诉他，某些人在检查后被贴上标签，随之从集中营消失。
他说，这些案例以及新疆在医院附近修建火葬场和在机场附近修建专用运输通道等基础设施，都是证明摘取器官行为的现象。
但个案核实起来困难，而且很难获得确凿的证据。
本台记者联系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请其评论安华拉帝的说法和古特曼的证词，并要求对中国执法活动提供最新消息。
发言人刘鹏宇通过电子邮件回应：“此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和对中国的恶意抹黑。”
令人不安的发现
安华拉帝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认为古特曼的结论以及对当今中国仍在进行器官摘取的怀疑有相当可信度（他认识古特曼多年），但维吾尔族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器官摘取的目标。”
安华说，他在被送往刑场的五年前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带着他失踪后刚回家的十几岁的儿子前来。那名男子担心儿子可能在离家期间被摘除器官，并提到在他的农村家乡，有失踪维吾尔族儿童返家后的情况类似。
安华安慰他说，男孩的身上没有手术疤痕。但这名男子回家后告诉他的朋友，铁路中心医院有位维吾尔族医生可以给他们的孩子做检查。在他六个月的门诊轮岗期间，就有几十名维吾尔族人带孩子来给他检查。
安华说：“我发现三人身上有伤疤。”“超声波检查证实他们各少了一个肾脏。”
他第一次谈论自己参与相关行为是在 2009 年，在伦敦的公开活动中，当时在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 (Henry Jackson Society) 的会议上，古特曼在会上介绍了他关于器官摘取的研究。
“我并没有准备认罪，但我举起了手，”安华回忆。“上帝举起了我的手。
“那天我……担心他们（与会人士）不会接受我，”他说。
安华自从第一次公开讲这些经历以来，已经更加自信地以维权人士身份，复述这个故事。他陆续向报纸、网络视频频道、美国国会和人权组织分享他的经历。
不过，他担心披露这段经历会受到评判，他的顾虑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由于未能通过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严格的语言要求,他无法在伦敦行医,而是靠开 Uber 谋生。2020年,英国报纸《镜报》报道了他的经历后,根据伦敦交通管理部门在2020年12月30日发给他的信函,他因"负面性质的通知"而受到审查。
该机构发言人拒绝对调查原因发表评论，但透露调查的结论是他是一名吹哨者。
这位发言人说：“调查期间，他可以继续开车，调查结束后，我们决定不再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那时，安华正在为一位开卡车的朋友担任备用司机。
挥之不去的记忆
对于安华来说，童年时期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的政治残酷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强取器官的系统性恐怖对他造成的冲击。
“我想我基本上每年都会看到至少几具尸体，”他回忆起和一群孩子在家附近的铁轨上狂奔的情景。
他说：“这些人都是被批斗的对象，最终自杀的。”“有些人跳楼，或者卧轨，这样他们的脖子就会被火车辗断。
他说：“这种不能在电视上播放的恐怖故事对我们来说像是家常便饭。”“对我们来说，这很稀松平常。”
在就中国摘取器官作证之前，安华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吹哨人，他曾在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一部关于新疆癌症高发率的纪录片中充当重要角色。人们普遍认为，癌症高发病率与中国在新疆东南部现已干涸的罗布泊附近进行的核武器试验有关。
他仍然记得那是1995年，上司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挖苦促使他开始研究维吾尔族的癌症发病率，并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
他的上司曾嘲笑说汉人一定比维吾尔族人优越，因为他们病房里的汉族癌症患者较少。安华注意到，维吾尔族癌症患者的比例高于预测的癌症发病率，因为在该医院所服务的15万名社区人口中，维吾尔族人只有5000人左右。
“[后来]主任看到了我在做的事，告诉我不要碰触这个题目，” 安华说道。“他说这会给你带来不良的后果。”
但安华却继续秘密研究这些数字，在空闲时间偷偷溜进病历图书馆，背着上司翻出癌症患者的病历记录。
他发现，在1964年至1996年核试验计划期间一直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族铁路员工及其家属，罹患恶性淋巴瘤、白血病、肺癌和出生缺陷的比率，与只在该地区居住几年的汉族员工相比，高得离谱。
“他们说试验对人体无害，”安华回忆起可说是公开秘密的新疆核试验计划。
“记得当时我还说了个不好笑的笑话——如果这些测试对人类无害，那它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核武不就是拿来杀人的吗？”
但他严肃地补充道：“如果这些癌症都与辐射有关，那么辐射来自哪里？”
1998年，安华来到伊斯坦布尔学习外语，以便有资格在医院体系里晋升。在那里，他与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取得了联系，最终与两名伪装成游客和私人朋友的记者一起返回新疆。
他们深入研究了当地的医疗记录，得出结论：新疆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5% 之多。根据安华的数据，维吾尔族所受影响更是不成比例的严重，因为在乌鲁木齐铁路中心医院就诊的患者大多在该地区长大，而汉族患者多为成年后才被派驻当地，因此没有受到如此大的辐射影响。
随后，他逃回土耳其，以避免因第四频道播出该纪录片而产生的政治效应。后来，由于土耳其正在考虑与中国达成引渡协议，安华便转向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从那以后，安华再也不曾回去新疆，也与那里的朋友和家人断绝了联系，最终在伦敦极其时尚的肖尔迪奇区（Shoreditch）再婚生子。
目前，安华托帝全心全意投入新疆和维吾尔族人民的维权活动。1990年，他还只是名年轻外科住院医师，他在看到临终的癌症末期病人拒绝使用止疼药物，人们围绕着病人床边手捧圣经祈祷后，体验了“触电”般的感受，于是他悄悄的改信基督教。现在说起来，他将当时的体验归于上帝。两位病人都把他们的圣经留给了他。
如今，他的倡议活动里，基督教传教工作的比例也日渐增加。
尽管他提供了证词，但他对美国《制止强制摘取器官法案》（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bill）是否能解决问题表示存疑。
“这不会产生太大效果，因为中国官员善于逃避美国的制裁，”他说，并讽刺地补充道，制定这样的法案至少可以为记者和政界人士提供个聊天的话题。
他确信中国政府特工仍在监视他，并认为他的计算机早已遭到黑客攻击。直到今天，他仍然怀疑 2016 年圣诞节在阿尔卑斯山发生的离奇车祸是否是不明身份人士蓄意破坏的结果。
然而，对于自己的种种经历，他学会了用难以形容的平常心看待。
他说：“我以前身处的社会是一个野蛮的社会。”“我出生在那里。”
“因此我尝试充实自己......然后尝试揭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