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周永康在为25号的《人民日报》撰写的“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文章中，要求完善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和群众心理的发展变化，将切实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作为维护稳定工作的一个环节。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25号的《人民日报》刚一出来，路透社等媒体就对周永康文章的主要观点作了报道。在周永康看来，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改善管理的问题。周永康在社会公平问题上作了不少文章，但是，社会的不公平怎样才能得到克服呢？读完他的文章仍有不甚了了之感。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点评周永康文章的主要观点时说，问题的症结与其说是在于分配不公平本身，到不如说在于缺乏克服社会不公的独立的司法：
“还是法制不完善。有特权的法人管不了他，而且司法又不独立。这是个法制问题，什么叫公？什么叫不公？按照法律办事就是公；要公，大家是不是收入都一样？就是文化革命那种状态了。这个说法是很模糊的。问题是要有规则，收入分配有规则，收入分配不公也有他的道理。 也不完全是坏事；平均也不完全是好事。现在国内把分配问题看错了是危险的。因为现在维权的问题不是说有些人没饭吃，他是权利受损害。所谓弱势群体就是相对与强势群体来说的。强跟弱区别在哪里？一个是可以不守法；一个是被欺负了无处告状。这就造成了社会不安。跟文化革命比从自由跟平等来讲，是有些进步。但现在进步得很不够，而且有新的破坏法制的现象。”
工人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也认为，司法不独立是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共产党现在就直接干预政法委，政法委直接干预司法。这样就不可能会给底下的民众服务。只会为自己本身的利益服务。”
但是，刘念春表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样下去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公。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共产党只向外报道好的方面，实际上人民越来越穷；医疗保险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完善等等这些都不报道。”
周永康的文章还要求各地切实抓好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对此，茅于轼说，政府应当把用于农业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帮助农民进城”：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钱帮助农民进城。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加强农业，而是加强农民进城，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农业问题的根子是农民太多，那么多人守着那么一小块地肯定是很穷的。土地的产出本来就很低。”
周永康要求将切实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作为维护稳定工作的一个环节，茅于轼对此表示不以为然：
“叫老百姓当傻瓜，花我们纳税人的钱干这个，公安部长也就这个水平了。”
这位经济学家在谈到由非法占用农民耕地所引起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的时候表示，他过去不赞成土地私有化，现在他赞成了，因为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