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新春还没过完，不少地方的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早早地就在网上贴出专门向农民工致意的慰问信，也有一些地方推出新春招聘会，专门以农民工为对象。但在去年经历了失业潮以及讨薪困境的中国农民工，这个新春到底怎么过？他们内心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大年初二（2月11日），叶子农并没有像他先前说的那样离开家乡，回广州找工作。
“我都不知道干什么？”叶子农对记者说。为安全考虑，“叶子农”以化名接受采访。
从上海到广州 工资都在拖欠
从家乡的村子回广州要坐三个小时高铁，这个距离对29岁的叶子农来说不是问题，之前他去过上海，去过北京。广州是最靠近家乡的特大城市，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就是机会，就是生存。
但现在谈到广州，叶子农首先想到的是生活成本，“回广州要天天花钱，吃不消了。......不敢乱动了，动一下都是要花钱的。”
叶子农此前几年一直在建筑行业做散工，相比于很多其他人，他还是有些优势的。他有驾驶吊车的专业执照，借这个本事，只要找到合适的岗位，一个月他可以挣九千块人民币。但去年一整年，他在上海、在广州能找到的工作机会都非常稀少。
12月底，叶子农在广州一个码头工地找到对口的工作，在2024年新年的第一天给我发来短信，“新年快乐，我找到工作了，上海的工资也拿到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短信中，他还捎带了几张工作场景的照片。阴霾的天空下升起高高的塔吊，远处有灯光衬托，仿佛是他重燃的希望。
过了半个月，叶子农又发来短信，“昨天工地上打架，一群人打得那个人吐血好恐怖。”一问才知道，是因为有一群人工资被拖欠几个月，去办公室讨工资，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我问他，“你不担心自己的工资吗？”他回复说，“担心也没用。......我工资又没多少，才干十来天。”
叶子农当然担心自己的工资，之前他在上海也是干了十来天的活，直到两个月后，他回广州才拿到工资。在广州的这个工地，他干了整整一个月，到2月1日工地放假，他也没拿到工资。他在当天发短信给我，没好气地说，“这些老板唉真X蛋，搞把枪，把他们全部突突了。”
叶子农似乎并不是不理解目前的困局，但还是忍不住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好像人家香港、澳门从来没有拖欠过工资的。.....气死我了，都没钱吃饭了快。”他发过来的只是简单的文字，但我仿佛能看见他是皱着眉头在说这几句话。
出路？
类似叶子农的情况近来似乎在中国是普遍的。官方媒体对欠薪现象也没有完全避讳，但相关报道主要是在说各地政府或相关机构如何采取措施，想要根治欠薪。多级、多地政府网站也纷纷在一月底和二月初发文，通报整治欠薪现象的消息。至于这种整治的结果如何，很少有新闻报道提及。而中文社媒上讲述欠薪、讨薪的帖子，依然层出不穷。
叶子农最后在过年的前两天（2月8日）才拿到工资。为了拿到欠薪，工地的人还组织了罢工。但罢工只持续了半天，叶子农说，这只是意思意思，工人们也不敢真罢工，也不是工人自己起意要罢工，“工人哪敢啊，都是老板，就是租车公司老板嘛。我们工人没有说话的权利的，都是话事人叫怎么做我们照做。”
叶子农说的租车公司是指给工地租用吊车的公司。他介绍说，他们做的这个工程是国家基建项目，业主是国有企业。业主不给钱，租车公司、派遣工人的劳务公司都拿不到钱。
叶子农说，这次还算比较好的结果，之前他做的几个工程都在欠薪。其中有个工程，工人们整整罢工两天才勉强拿到工资。
与叶子农相比，身在福建的“必须多赚钱”处境相对好些。他是装修工，在1月31日工地放假前，他拿到了工资。干了两个月，工资有一万二，但他并不满足。他对记者抱怨说，“工资又低，开销又大，也就解决个温饱。”似乎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处境，他把通讯软件的帐号取名为“必须多赚钱”。
“多赚钱”一家五口在福建已经生活好几年，他一直在做装修的零工，妻子在贸易公司工作，但工资都不高。夫妇有一个5岁的女儿，由母亲照看。虽然一年省吃俭用，也能存下几万块钱，但他对未来还是很悲观，尤其是这两年，“工厂倒闭，房地产半死不活，人口又减少。”
“多赚钱”所在的城市在福建也算首屈一指，但他明显感觉到经济在衰退，“周围工业区和店铺关门是肉眼可见的。”
“多赚钱”这几年一直在想着去欧美国家生活，他也毫不避讳接受采访的目的，“我接受采访是为了让自己的处境被更多人知道。期望有人能帮助我离开中国，最好带着家人一起。”
“多赚钱”不满现在的生活，不仅仅是收入低，还有女儿的教育和在农村老家遭遇的不公平，“这种鬼国家烂透了，我小孩幼儿园就学习习近平思想了，美国小孩会学习拜登思想吗？”
今年过年前，“多赚钱”的母亲带着他的女儿提前回了老家，因为家里分的山地被人盗挖露天煤，必须要回去守着。他告诉记者，“像我家的山林被盗挖矿产，无处维权，找各级政府部门毫无作为，只能无力地向反贪局举报，毫无结果。”
聊到这个话题时，“多赚钱”再次提到了美国，“你说在美国盗挖别人的山是有多恶劣？美国人不动产被侵犯直接开枪都可以。”说话时，他的语气已经义愤填膺了，“活在中国受尽欺压，没法治、没自由、没人权。”
在“多赚钱”看来，要摆脱这一切的出路，只有离开中国，去欧美国家生活，他也一直在做准备、寻找机会。虽然高中毕业，“多赚钱”一直在自学英语。聊天的过程中，他有时会给我发来几句说英文的音频。
中国需要变革
实际上，叶子农的想法和“多赚钱”一样，他也想走出中国，至少是大陆。他说，有朋友在香港，正拜托他介绍那里的工作，“（大陆这边）进度不达标不给钱，然后年年有农民工讨薪，香港澳门那边不是这样的。”
与叶子农和“多赚钱”不同，长期在山东务工的林先生（化名）并没有想太多走出去的问题。
年前（2月8日）他已经回到了乡村的老宅，但他感觉现在过年的氛围越来越糊弄了，“本来有不成文的规矩，最近3年家中有人去世的话就不贴对联不放炮，很多邻居家中前几年就去世了亲属，但是今年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也没有再去把这些费时费力的习俗捡回来了，大概因为过年本身没什么可开心的事了。”
林先生说这次回来主要是看看父母，“回来吃个饭待几天，露个面，不然亲戚爱说闲话。”林先生这几年在山东的城市里打零工，每个月也就挣两千块左右，还寄些钱回家给父母。
但林先生和一般的农民工不同。他大学毕业，之前在金融业做过很多年，直到2018年才离开这个行业，近三年干起了零工。
我试探着问他，“你会考虑阶层跌落的问题吗？”他很快回复说，他越来越觉得阶级跃迁是个伪概念，“之前我有的同事感觉自己干到45岁，房贷还完了，老家省会买了个商铺收租，过几年也还完，怎么看怎么都是好日子。但是资产一贬值，租金降低一部分，这些年的奋斗就好像不那么值得了。”他补充道，“这还是有租金收，如果经济再恶化些，租不出去呢？”
从白领工作转到零工后，林先生通过网络接触到广泛的劳工群体。由于做零工的关系，他也不时遭遇欠薪。这个期间，他的思想也有所转变，越来越倾向于“左派”。在他看来，农民工普遍遭遇欠薪，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整体待遇昭示了体制性问题，中国需要变革，“我认为，应该以政治家的角度去推动变革。也就是说，宣扬的理念比当前人们能接受的再多一些。不能像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那样，足够文明，但不够革命。”
但林先生无法接受前苏联或中国此前的那种革命，“中国式的革命则正好相反了，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权利，增加资本积累率之后，上层以自己对国家机构无可辩驳的控制权推动了所谓的改革，却与民无益。”
另一方面，林先生又对中国的劳工阶层不太满意，“各种政治运动打压了他们的公民意识、主人公意识，改革开放后前两代还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自在的无产者，但不是自为的无产阶级。”
回到城市
过年后，林先生还会回到城市，继续打零工的生涯。他说，因为之前在股市有所斩获而有财富积累，所以他并不差钱。但他也不愿意用这笔钱去创业，“创业是不可能创业的，我是对经济持悲观态度的。”
他因为有不同行业和阶层的跳跃，似乎把现状看得越来越清楚，“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贵重，从有多少人投资创业、有多少之前的同事失业、欠发年终奖，足以判断趋势了。”
林先生这么说的当天，中国官方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2024年1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8%，这已经是CPI连续第4个月处于通缩区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2，也已经是连续第4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
表面上，这个农历新年与往常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央视、各地方卫视等官媒平台播放着各种版本的春晚，这些春晚节目都在颂扬着“幸福”的日子。但林先生、叶子农，还有“必须多赚钱”这样的劳工却以越来越忧惧的心态，在整体下行的中国经济大潮中寻找着自己的方向。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