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在医疗界展开反腐败的行动。周一传出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因涉嫌腐败，上周被纪委监察部门带走。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骨科医生之一，田伟被抓再次引起外界对医疗界腐败问题的关注。
田伟被带走的消息传来时，中国多家媒体的报道都在强调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又是骨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之一。
据北京《健康时报》报道，田伟领导的团队运用中国自主研制的机器人完成了上颈椎畸形手术，是中国骨科手术导航机器人和智能骨科领域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对于如此重要的专家，中国政府在抓田伟时似乎是有犹豫的。据经济观察网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纪委监察部门曾在春节前对是否带走调查田伟进行过评估，“最终还是决定抓了他”。但目前外界还无法获得田伟涉嫌贪腐的具体细节。
那位消息人士还说，田伟被查称为是中国医疗反腐领域“标志性的案件”。但田伟只是自去年医疗界反腐行动以来被查的两百多位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中的一位，同时还有一些政府医疗管理部门的干部也被查。
标志性案件
对于一年多以来大批医院院长被抓的现象，舆论并没有显出惊讶。记者采访到的两位中国医生均表示，中国医疗界的腐败是普遍的，被抓的院长只是这种腐败中的一环。
在某准一线城市执业超过三十年的一位医生匿名告诉本台，中国医疗系统长期制度不完善，导致这一领域的逐利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最重要的灰色领域是医药和器材，最关键的是定价腐败。”
他介绍说，以药品为例，医药生产厂家在向政府主管部门为其生产的药品报价时，会考虑到把药品输送到病人手中需要打点的各个环节，“从定价部门到各级医院管理机构，再到院内管理机构，从院长到药剂科、再到科室，他们都要考虑进去。”这样上下打点，导致最后药品在市场推出的价格远远高出成本。在这位医生的印象中，一些药品的市场价可能是其成本价的十倍。
这位医生指出，在医药和医疗器材方面存在的腐败现象，其背后是中国医疗体制在把医院推向市场的同时，并没有有效保障医院、医生的利益，“体制上财政给医院的拨款很少，医院不得不要创收，这关系到医生个人的收入、医院的生存，这些都需要从病人身上获得收入；医生本身的待遇按照国家的政策是很低的。”
另一位在南方某一线城市工作的医生向本台分析说，逐利动机驱使中国的医生习惯于通过给病人开药来获取药品分成收入，“绝大多数医生都会这么做，有名望的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包括我很有要好的医生，也都这么做，就是习惯了，总要搭一些药给你。”
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医生以不匿名方式接受采访。他解释说，所谓搭药，就是给病人开一些没必要的药，但这么做又很难被拿住把柄，“这是没办法控制的，他这样开，你有什么理由说不让开这种药呢？他可以说这是合理的药，你是没有办法强制让医生少开药的。”
这位医生说，在中国医疗腐败的链条中，医院院长是个很实惠的位置，这甚至影响到他们对职业前景的选择，“据我了解，有省级或市级医院的医生，他宁愿在这种医院当个院长，也不愿去同级卫建委去做主任。”
这位医生解释说，尽管院长也是有行政级别的，但他受到的监管力度比较小，而卫建委的人是行政职位，受到的监管要严格一些；而院长对于医院内部医药采购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对于医药和器械的采购尽管有政府的采购办，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医院的一把手，这很明显，这就是中国的做法。”
难以遏制的腐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多年以来一直试图通过制度建设来治理医疗系统中的定价腐败问题，已经实行超过20年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做法似乎也起到一些效果。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20年10月报道，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走向常态化运行，到当年为止，分三批集采的112个品种平均降幅54%。
但外界仍然认为，这种集中招标采购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医药期刊《中国药事》2018年刊发的论文《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研究》指出，政府卫生相关部门组成的省级药品招标机构作为招标主体实际上是负责医药企业的遴选，属于“只招不采”，他们不太重视采购方的真实需求，也没有尽力控制药品费用，忽视了药品数量和价格的关联性；而医疗机构为了自身利益，会与医药企业进行隐性的二次议价，后者因此有机会把回扣给到医疗机构或负责的医生手中。
前述那位准一线城市的医生也承认，集中采购招标制度实行后，近年来药品价格有下降趋势，但他观察到，医药定价方面的腐败仍然十分严重。他指出，这次被带走的田伟就职的北京积水潭医院长期进口国外的医药和器械，这方面的定价腐败可能空间更大，“进口器材的成本很难确定，一般就是由商家来报。”他分析说，国外公司的器材往往是通过国内的代理商来报价，“代理商报价，然后国家物价局来审核，有时报出的价格就高得离谱。”
这位医生说，中国目前采取的反腐措施都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最多就是控制一下。他强调，“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单是医院，整个中国是个系统性的腐败。”
记者：王允 编辑：何平 网编：伍檫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