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美国从事研究的中国人口专家易富贤近日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的人口数据多年以来都是错误的，并导致了诸多错误决策。
易富贤因为其2007年出版的《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多年来成为中国人口研究领域让人瞩目的批评者。
但易富贤本人并非学人口理论出身，他目前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从事的也是妇产科方面的医学研究。但他一直强调，人口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口理论或者社会学的角度，而应该掌握与生育相关的生理学、病理学，乃至精神分析学等多学科的知识。
易富贤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笑称，他是不务正业。但他当年在出版《大国空巢》时，却受到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多科学者的支持和推荐。易富贤的主张在中国官方受到了长期的冷遇。今年初，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盘点2019年十大谣言，第三条就是易富贤主张的中国人口负增长。
不过，易富贤仍然可以在中国发表人口研究的论文。他在上周出版的《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6期上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其中预估2020年中国总人口应该为12.6亿人，而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14亿。但易富贤本人更在意的是，中国生育率1991年就开始低于自然更替水平，总人口呈下降趋势。
记者：您强调中国生育率1991年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什么，你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
易富贤：我也是依据官方的调查和普查。中国官方宣布的数据，1990年人口生育率是2.25，但1991年的抽样调查只有1.8。然后1995年的小普查发现，生育率只有1.43；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生育率只有1.22。
这些客观的数据和我依据医学、社会学等学科做出的判断是一致的。但中国官方不承认这些客观调查获得的生育率数据。它说发达国家都有1.6，我们怎么可能只有1.2？大笔一挥，就改成了1.8。
记者：您说的大笔一挥，就是你在刚刚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数据篡改吗？
易富贤：这个可以多解释一下。比如说，2000年的生育率是1.2，那么就只会出生1300万人口，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1771万。
然后到了2010年，这些2000年出生的小孩，就是10岁了，没有必要隐瞒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0岁的人口只有1400万。其实这个数据还有水分，但即便有水分，也只有1400万，没有1700万。
然后这些小孩到了2015年，初中毕业，当年初中毕业的人只有1300万；2015年的人口小普查，显示15岁的人口也只有1300万，也就是受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人口1300万，是准确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771万是错误的。
还有很多其它年份的数据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国家统计局修改的数据要经过很多年，才能通过其它数据慢慢地反映出他们当年修改的数据是错误的。
记者：作为官方的统计机构，为什么要做不符合实际调查结果的篡改？
易富贤：2007年，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在中国政府网有一个访谈，他的说法代表了中国官方和主流人口学者的心态。他说，如果只有1.2的话，就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了。他又说，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数据是1.7、1.8，如果反弹的话，人口会无限地增加。
就是说，如果是1.2的话，计划生育就应该停止，整个计划生育体系应该撤销，那么很多人就没有工作了。对于人口学界来说，这就是意味着，他们一辈子的研究都是建立在错误的数据基础上。如果人口数据成了真实数据，那么他们一辈子的研究就都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价值。他们通过发表论文，获得一系列职位、荣誉和利益等等，都是建立在造假的基础上。所以，人口学界也不相信真实数据。
记者：多年来你一直呼吁废除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最近你又在推特上说，中国很多的政策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你能解释一下你的观点吗？
易富贤：因为人口数据是经济、社会、教育、国防以及外交等政策的基础，如果人口数据是错误的，那么其它各项政策也都是错误的。
比如说，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上，中国政府很大方，在国际援助和对外投资也都很大方。但如果中国有真实的人口数据，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快的话，那么一带一路就不应该实施那么多优惠的政策，对国外的投资也会更加慎重，因为中国本身就面临着危机。
另外还有地方债务，一方面如果你经济增长不了，另一方面你又要花钱，继续大手大脚，那么就会导致地方债务。2014年，我在国务院的《中国发展观察》上发表文章指出，从人口角度出发，地方政府会面临很多的债务危机。当时地方的债务危机还不很严重，但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
还有，根据真实的人口数据，中国的房地产也会面临危机。中国造了那么多房子，但没有人住，那房子就卖不出去。房地产一旦缩水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泡沫危机，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性和人口政策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您的具体观点是什么？
易富贤：中国的学者是根据错误的人口数据来判断，中国今后的经济很快会超过美国，会是美国的两、三倍，这也误导了国际社会。比如说，美国白宫的前顾问白邦瑞，他也说中国经济未来是美国的两、三倍，美国就产生了焦虑感，也因此有了美中对抗的策略。这些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误判基础上恶化了中美关系，本来中美之间可以有很多好的合作。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