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五十五岁的外卖骑手在杭州街头晕倒去世，再次引发中国互联网上关注这一劳工群体遭遇的舆论波澜。外卖骑手待遇低、压力大，还无处维权，类似事件的背后有什么制度性的成因呢？
快一周了，这位猝死的五十五岁外卖骑手的生命信息仍然以无名的方式飘在巨量信息的网上，眼看就要被淹没。
9月6日，他的尸体在杭州街头被发现后，媒体出动了，事发地的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办事处也发了通报。但他姓甚名谁，具体死因是什么，以及家庭情况等等，人们仍然无从得知。只是网上有人因他跑单勤勉，称他“单王”。
但这位“单王”的背后是一千三百万的中国外卖骑手群体，这一事件拷问的是庞大骑手群体的遭遇。而近年中国经济下行，就业市场压力倍增，事件本身也映射出普通人在这种社会状况下的就业无奈。
无名的"单王"
目前身在美国的陆乾坤已经摆脱了没日没夜跑单的那些日子，但在看到“单王”猝死的消息时，他依旧语带绝望，“外卖员猝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并非个例，我认为在每一个城市，这种外卖员猝死的事情也是经常性发生的；如果是放在全国，至少是以10万为单位的。”
在谷歌的搜索结果中，可以很容易查到近几年中国媒体对于外卖员猝死现象的报道：2024年1月，2023年2月，2022年9月，2021年1月......这个日子可以一直往前数。但外界无法得知猝死外卖员的准确统计数据。
在媒体以及网络社媒上，对这些猝死外卖员的描述有年届50的，也有20几岁的，但比较一致的特征是跑单数量多，时间长，休息少，压力大等等。
年届40的陆乾坤原先在安徽合肥做轴承生意，2019年底疫情爆发前后，生意失败。为了养家，2020年10月开始，陆乾坤去美团、饿了吗和达达等几家外送平台做起了骑手。有一段时间，陆乾坤每天要跑15、6个小时，“早餐3个小时，午餐3个小时和晚餐3个小时，这是我们常规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0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别人在休息，你如果不休息，你就要去工作，这就是15个小时的来历。”他说，15个小时还算说得少的，很多人从清晨一直干到深夜夜宵的时候。
据澎湃新闻网的报道，9月6日猝死的这位55岁骑手，经常一天只睡3、4个小时，有时早上6点开始，一直跑单到凌晨3点。这似乎是一些外卖员送单时间的常态。
"四个轮子"的电瓶车
除了工作时间过长，交通事故也是对外卖骑手构成健康安全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
2021年春节期间，陆乾坤仍在跑单，“像下雪天，出交通事故，那是比比皆是。电瓶车是两个轮子，再加上我们的脚，那就相当于4个轮子在地上摩擦，”他说，冷或热都不算问题，下雪天打滑出事故才是要命的事情。就因为这样的原因，陆乾坤摔过很多次，最严重的一次手臂摔成骨裂，休养了一个多月，期间胳膊都不能动。
据央视网2017年的一个报道，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的数据显示，仅在当年上半年，上海市外卖配送业每2.5天就有1名外卖小哥伤亡。而那时的外卖骑手的数量，还远没有到达如今的规模。
不管是因为事故出现伤亡，还是猝死，这些案例或数据都显示出，外卖骑手似乎在用生命完成速递。
陆乾坤认为，之所以骑手频频出现事故，跟外卖平台的算法有很大关系。他举例说，“他们的时间算法算得特别厉害，平时1个订单可能一般需要10分钟，但如果有一个骑手只用了8分钟，下次平台给出的时间就是8分钟，”这迫使骑手要跑得更快，才能不超时。
如果出现超时，骑手得到差评，会给骑手带来不良的后果，“因为一旦得到差评， 首先优质的单子肯定是拿不到了；第二是扣钱；第三就是需要用更多的订单才能弥补差评，”陆乾坤这样总结说。
对陆乾坤们来说，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收入。送外卖期间，陆乾坤陆续用过3个电瓶车，其中两个是租的，每天租车和换电池的费用就是80块左右，“每天一睁眼先要把这些本钱跑回来，每天的前20个单子基本上就是成本，然后再跑2、30个单子才是今天挣的钱，挣的钱还要去掉生活费，有的时候还要被交警罚款。”在他的账本中，每个月要挣到7000到8000元才能维持自己家庭的正常运转，这才叫挣钱。
陆乾坤在算这些数字时，一再说到“压榨”二字。他认为，外卖平台90%以上的骑手都赚不了什么钱，基本只能糊口。据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数据库网”2023年的调查报告，近五成的外卖骑手月收入在4000-5999元，稍多于六成的骑手月收入在4000-7999元，月收入8000元及以上的只占7%。
无论是平台的挤压，交通的状况，还是家庭生活的责任，这种种因素都给骑手带来很大的压力。陆乾坤感觉，他周围的骑手群体的身体和心理往往都很不健康，“你看现在，很多骑手在遇到小区保安刁难的时候，他情绪失控啊，这就是抑郁的一种；再比如说，电瓶车被交警收缴了，或被城管锁了，他也情绪失控，他就是觉得活不下去了，所以才失控的。”
亚当·斯密的困境
相比于陆乾坤所提到的这些无形压力，杭州的外卖骑手“亚当”更多的是自我激励。出于安全考虑，他以化名接受采访。
亚当从2019年开始跑外卖，但当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工厂打螺丝的工人”，他说他最初只因好奇心才加入了这个新经济。所以一开始，亚当只是兼职，这给他的压力不大。
从2023年开始，亚当转成了全职送外卖。他说，作为80后，他这个年龄“已经开始被大部分工厂排斥了”。但亚当与美团的合作方式并没有选择那种有固定上岗时间和单量要求的模式，“我的收入不如他们稳定，而我必须自我激励才能每个月拿到1万。......我只有跑一单拿一单的钱。”
这种方式让亚当感觉似乎压力要小一些。他对外卖“单王”猝死事件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他告诉记者，“这个行业比较自由，而且下雨时有冲单奖。昨天杭州大雨，单价大幅涨价，估计他太拼了。”
亚当暗示，“单王”猝死可能更多是他自己的原因，“像这种猝死的骑手，很少见，基本都是自身有基础疾病。谁负责呢？”对于与“单王”合作的公司是否应该负责，他有些不确定。但他认为，亚当·斯密主张的市场自由放任学说可以用来解释目前外卖骑手遭遇的困境，“我觉得（公司）有一点责任吧。我是亚当·斯密的粉丝，大家都被第三只手撮合以达到己方的最大收益。”
但陆乾坤不太认可这种“亚当·斯密说”，他看到的更多是骑手们的无奈，“别人为什么要拼命地去工作呢？原因不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吗？如果我工作8个小时就能解决家里的生活问题，我为什么要工作18个小时呢？”
陆乾坤在国内还有一双子女，分别上小学和幼儿园。他有些感慨地说，“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一个正常的男人身上，有老婆孩子的男人身上，如果他不去挣钱，那孩子上学的费用可能都没有。”他既是在说当初跑外卖的压力，也是在解释后来他要“走线”的原因。2021年三月，陆乾坤辞去外卖骑手后，又尝试了不同的行业，但受中国经济环境的影响，他感觉待在中国已经没有出路。去年，陆乾坤穿过中美洲的雨林，“走线”到了美国。
呼唤马丁·路德·金
对外卖平台公司，骑手们都有不小的抱怨。
亚当抱怨的是福利保障，他感觉，平台公司对他们的责任似乎仅止于每天3块钱的保险，“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福利保障，每天第一单接单后，平台就扣我们3块钱买保险。......也就是说，我们只在当日和平台达成雇佣关系，半夜12点后就结束了这种关系。”
“皮书数据库网”2023年的报告说，外卖骑手的福利保障覆盖率较低，在其调查对象中，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的外卖骑手占24.9%。
还有收入问题。在为美团跑外卖这几年，亚当的收入不升反降。他告诉记者，“美团自从疫情结束以来，就逐步的降低单价，从均价6块多已经降到现在的5块，甚至不足5块。”据《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底报道，某外卖平台每单收入现在只有4.5元左右。
但亚当对这种价格又是理解的，“没办法，公司疫情期间一直在赔钱。美团的财报是公开的。现在疫情结束，跑单的越来越多，而且去年今年失业也多，许多大学生也出来专职跑外卖。按照经济学原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嘛。”
陆乾坤当初也面临过相似的问题。2020年的时候，他就曾联合工友，一同与平台公司的配送站协商派单方式和价格，但并没有任何效果，“往往最后他们就会说，你们不干有人干。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我们是试过的。”
这几年，陆乾坤和亚当们眼睁睁地看到，随着中国失业率走高，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外卖骑手行业，他们作为骑手越来越没有议价权。中国专业资讯网站观研报告网7月底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外卖骑手的数量早在2021年就达到了1300万人。自那以来，主要的外卖平台美团和饿了么的骑手数量又分别增加了100万和300万人。用陆乾坤的话来说就是，骑手这个行业已经“卷上了天际”。
但除了与平台公司协商外，骑手们似乎也找不到其他办法来为自己争取权益。就在杭州“单王”猝死后的两天，9月8日，网络上开始流传两张照片，一名身穿美团制服的外卖骑手在貌似上海的街头举起两块牌子：“时代在召唤中国的马丁路德金。今天的社会需要不同阶层的沟通谈判机制！”“我们要属于自己的工会，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要8小时工作制，而不是一个月工作300小时。”
工会？合同？
但谈到工会，陆乾坤和亚当都显得很排斥。亚当说，“我们没有工会，也不指望有工会。”依照他所遵循的市场自由放任原则，亚当其实担心的是不要让工会介入外卖行业，“因为工会只会破坏这个工作的灵活就业模式。”
陆乾坤则认为，通过正式途径去申诉的渠道实际上是没有的，而一旦要公开表达抗议，则面临着政治风险，“你只要在微信群说我们要到政府去请愿，你的微信群就被封了，然后警察就会来找你‘喝茶’，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对本台记者分析说，在中国，依靠工会组织来解决劳工阶层的待遇问题是不现实的，因为真正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并不存在，“在舆论中没有，在组织形式上也没有，在法律上更是没有。”虽然中国有官方的工会组织，但外界一般认为，他们并不替劳工说话。
2019年，在广东做外卖骑手的陈国江联合工友对抗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刻意克扣新年留京外卖快递员奖金的做法，并组织工会性质的外卖人员“骑士联盟”。但他很快就在2021年与多名同伴一起被警方抓捕，直到2022年初才被释放，从此外界再也得不到他任何音讯。
除了无法依靠的工会外，外卖骑手更经常面对的是可疑的劳务合同。陆乾坤和亚当都反映，他们与美团或其他外卖平台合作均不是与这些平台公司直接签署劳务合同，而是与平台委托的第三方劳务公司。
本台记者在58同城招聘网上看到，美团招聘骑手委托的都是第三方公司，例如：珠海泽天君成科技有限公司、淮安永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发出的招聘广告内容大同小异。这种合作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
但由第三方劳务公司与骑手签订合同，埋藏了很多猫腻。中国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华海峰2016至2020年期间，曾协助处理过一些外卖骑手的维权案例。他告诉记者，这种第三方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往往无法适用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劳动关系很模糊，它不是法律意义上明确的雇主雇佣他们的关系。比如说，如果你要主张雇主没有给我买社保，首先你要明确雇主在雇佣你，你们是雇佣关系，但现在他们不是一个典型的法律意义上的雇佣关系。”
陆乾坤告诉记者，他与第三方公司签订的合同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劳务合同，“第三方劳务公司与骑手签订一个协议，骑手代表的是一个个体户，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就相当于一个合作伙伴，就相当于合作伙伴一样。”
这种合作方式极大地影响了骑手们自身的权益。记者看到，在58同城招聘网上发布的美团招聘广告中，有一些注明了有“五险一金”，有一些没有注明。陆乾坤当初在给美团做骑手的时候，他和第三方劳务公司的合同中实际没有约定“五险一金”，而根据中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五险一金是要强制缴纳的。
这种合同也影响了发生交通事故后，骑手对平台公司寻求赔偿的可能性。华海峰就骑手出现工伤的情况分析说，“中国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在劳动关系中，有很多时候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由用人单位来举证，而不是劳动者举证；而且在工伤事故中，是实行无过错原则。”他指出，虽然这些法律有利于骑手，但骑手无法认定与平台公司的劳动关系，则很难依据这些法律来维权。
以人为本
外卖骑手在待遇和维权方面遇到的困境，近几年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舆论关注。从官方发布的消息来看，中国政府也陆续采取了一些行动，帮助骑手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其他6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权益提出了全方位要求。今年2月2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又公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三份新办法。
但这些政策或文件面临着很多质疑。李强对本台分析说，外卖平台公司也深受中国政府多种税费及规则的压迫，再加上目前经济环境下竞争激烈，这些都限制了这些公司对骑手权益的照顾，“你（外卖公司）如果改善工人权益，你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就倒闭了，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别的企业也会这样做啊。”
亚当则说，他并不希望政府过多介入外卖平台的事务，“外界的干涉只会破坏这个行业”；他担心的是，一旦条条框框太多，像他这种并非以固定岗位的方式与外卖平台合作的人可能会失去灵活就业的方式，“如果没有外卖这行业，很多大龄员工是被工厂排斥的，但他们现在有了这种机会。”
陆乾坤则对中国社会整体的体制表示不信任。他认为，美团这种平台压榨骑手的道理就和中共权贵奴役人民是一样的，“中国99%的老百姓都在为1%的权贵输血，同样的道理，美团99%的骑手或者工作人员都在为公司输血。”他虽然认可美团这种公司为老百姓提供了工作机会，“但他们不是把人当作人来对待，最后才造成了这么尖锐的矛盾。”
目前，陆乾坤在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开车做外卖快递，服务的公司包括Uber、Doordash等，“我倒觉得一切都很好！”他说，至少他能看到希望，并且是在他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承受的范围。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