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周以来，中国连续发生了三起重大的无差别伤人事件，且受害者多位普通民众，这还只是近年以来类似事件频发的一个缩影。这些事件中的行凶者多数并非前科累累的罪犯，而是在生活中受挫的普通人。观察家认为，对于这些人的行凶，目前中国社会还缺少适当的预防机制和心理干预机制。
这两周连续发生了无差别伤人事件后，中文社媒开始拉起了清单，历数近年以来的类似事件。微信、微博以及海外的X等社交媒体上一时有些人心惶惶，有些人说既然待在中国不安全，就决定要润（出国）了。
不少网友提到，这些事件中的行凶者多数只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只是因为生活中经历了不顺、愤而杀人。但据目前的报道看，这些“普通人”行凶的对象也都是普通人，他们与行凶者往往并无交集。而这种事情近期在中国社会多发，给解读和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提出了挑战。
“普通人”心理扭曲
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包先生对本台记者分析说，“最近中国出现的这些用极端暴力手段报复社会的人，往往是遇到了各种困境和不顺，处在极端高压的环境下而无处排遣心里的压力，有的想要维权又求告无门，可他们又没有能力去报复他们的压力来源，于是就觉得整个社会都对不起他们(或者嫉妒别人为什么比自己过得好)，这种其实已经属于心理扭曲了。”
他强调，这并不能简单用压力大来解释，“因为长期压力下导致的心理扭曲广义上就属于心理疾病的范畴，社会工作者或者心理咨询师都是可以介入的。”包先生出于安全考虑，以匿名接受采访。
在这两周发生的三起暴力事件中，11月11日广东珠海体育中心撞人事件，有35人死亡、43人受伤，警方通报说，犯罪嫌疑人是因为“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行凶的。11月16日，江苏无锡校园伤人事件中，8人死亡、17人受伤，警方说嫌疑人是因为考试不合格未拿到毕业证书，且对实习报酬不满，回到学校发泄行凶。11月19日，湖南常德小学校门越野车撞人事件中也有多人受伤，目前警方虽然没有通报，但有报道指出，可能也是因为嫌疑人心理扭曲。
中国网友“澄明”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些案件体现出来的是底层民众的情绪正在受到中国维稳机制的挤压。他以无锡校园事件为例说，“无锡案件中，‘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工资被克扣’......等诉求，折射出的是底层劳动者被压榨的血泪现实；而当他们试图维权时，却往往面临投诉无门、举报无效的困境，不得不品味’沉冤莫白’的苦涩。”
他指出，简单粗暴的维稳手段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民众诉求得不到解决→社会不满情绪积累→加强维稳压制→矛盾进一步加深。这就像一个不断加压的高压锅，单纯靠加固锅盖、堵住气孔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澄明”出于安全考虑，也以化名接受采访。
心理救助机制的缺陷
包先生则分析说，从社会工作的一般原理来说，这些有极端暴力行为的犯罪者大多属于社会边缘群体，往往处在某种困境中，社工是可以把他们当作案主进行介入的。但中国社会目前对这个群体的介入机制往往无法缓解他们的困境。
记者查找了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就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发布的文件。就谷歌搜索引擎搜索的结果显示，近年来，不同政府部门在有关社会安全的文件中提及“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次数明显增多，牵涉的部门有公安局、省政府、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局，甚至还有体育局等。但这些文件多数都是把“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与恐怖袭击或者群体性事件并列，并没有对“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给予专门性关注。
11月11日，珠海惨案发生后，部分地方政府开始排查所谓“八失人员”或“四无五失人员”，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包先生指出，这些情况表明，中国政府对社会边缘人群是有防范、救治机制的，但这些机制还很不完善。
包先生以个人的经历举例说，他曾经因为有情感障碍就诊心理医生，护士在把数据报给公安部门时被错误地登记为“双向情感障碍”患者，这在中国被定义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当时社区就联系我说要每个月找我面谈了解情况，......后来我们拿着病例去找了公安以后，社区才同意不找我每月面谈。”
包先生说，这段经历带给他的其实更多是一种困扰，好像被当局当作“危险分子”防范着一样。他认为，真正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或被中共“重点盯防”的社会边缘人群在面对社区的这种“特殊关照”时也会是相似的感觉，“这种生硬的方式其实根本没法缓解社会边缘人群的心理问题，反而会加剧他们心理上的焦虑；而且我也很怀疑社区那些网格员、大妈们是否有足够的社工专业能力来帮社会边缘群体疏导心理压力、解决实际问题。”
包先生提出，在现有机制之上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应该让社工机构有更大的独立自主空间，让他们有能力在社会边缘群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进行帮扶，以及在遭遇不公时帮社会边缘群体维权；......只有让社工机构能真正站在处于困境中的案主的角度为他们服务，才能真正从源头上大大缓解现在中国大陆社会边缘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减少近期这种极端案件的发生。”
维稳治理模式备受到挑战
但曾参与研究与评估中国维稳机制的“葛平”对本台记者分析说，整体上，现有的中国维稳机制中缺乏提前介入和防止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做法。他以珠海事件为例分析说，对于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案主实际是很难预警的，“他又不是精神病，他又不是维吾尔族那样的少数民族，对于维稳机制来说，他是低风险的人群，他只要是没有言论，没有需要预警的言论，即使是对社区来说，也没办法提前主动介入。”“葛平”以化名接受采访。
葛平说，现有机制也没有能力去筛选、锁定那些可能有极端暴力行为的个人，“比如说他遇到司法不公，他可能去投诉，去打12345这个市长热线，但他的底数太多了，比如可能一年累计有十万起，不可能在这十万个事件中去筛选，说你有对社会有什么不满，对政府有什么不满，因为这是普遍的不满。”
他介绍说，浙江等一些东部省份在疫情前还有涉及平安建设的社会评价体系，但疫情后这一两年，都已经不再继续做这样的评估，“因为政府也知道，那些不满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投诉的人太多了。”
葛平补充说，再加上现在社会流动性很大，每个人的数据都主要是存放在户籍所在地的政府机构手中，而不同的地方又在实行网格化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也难以跟踪各人的情况，更别说提前的干预。
责编：安克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