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月5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央企女高管比例远低于其它上市公司，并呼吁将国企领导的性别多元化加入后疫情时代的改革议程。
这篇报告指出，2019年，非金融国有企业持有234万亿元总资产（35万亿美元），约为中国GDP的240％。而在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管辖的央企管理着其中63万亿元的资产（9.4万亿美元）。这些非金融央企雇用超过1400万工人，其中只有330万是女性，占总数的24％。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国资委辖下的所有非金融央企的80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中，只有41名女性，占总数的5％。
央企女高管比例低得惊人
报告作者之一章亦文，曾于今年早些时候研究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女性职场歧视。她告诉本台，国企女高管的比例和其它上市公司相比差别很大：
“我们上篇文章有写，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女性领导人有17%左右。改革开放以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是领先于其它国家的。但是国企女性高管却只有5%，看到这个差距，感到很惊讶。”
该报告发现，即使在有女性高管的这些非金融央企中，也缺乏女性董事会主席或党委书记。只有两家公司的执行董事由女性担任。一半以上的女性管理者仅仅担任总会计师和领导纪检部门，而这些职位很少能晋升成为企业最高领导人。
而在国资委管辖范围之外的央企和金融机构似乎对女性更为友好，女性高管人员大约占7％。有两家中央直属的国有金融企业是由女性担任董事长或党委书记。
一个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胡晓炼，另一个是中国银河金控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梅。两人分别出生于1958年和1964年，并且有可能在几年内退休或辞职。
提拔女性高管或将有益于国企混改
这篇研究提到，除了职场晋升中常见的性别歧视和受教育程度上的男女差距之外，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企重组改革是造成女性候选人短缺的重要原因。在被解雇的超过3500万国企工人中，妇女所占的比例过高。
国企工作原本被视为安全稳定的“铁饭碗”，自从1995年开始，《劳动法》允许国企解雇无过失的员工。年纪大的、工作绩效不高的员工通常首当其冲，且女性居多，再就业难度极大。
“这些高管都是六十岁左右，那我们就回到四十年前。当时的下岗热潮对女性造成不平等的高负担。国家的儿童抚养补贴也减少了，让女性承担了更多负担。”章亦文回忆说。
今年六月，中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强调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等等。整体上市、资产证券化及股权激励逐渐成为国企混改的热点方向。
彼得森的报告援引多项研究表明，公司领导中的性别多样性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私营上市公司中。这意味着随着国企的市场化改革深化，领导人的性别多样性将会更重要，并带来财务收益。
不仅仅是在国企，中国女性头顶的职场天花板无处不在。据互联网招聘平台“智联招聘”参与发布的《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国女性整体薪酬低于男性17%，46.3%的女性身处基础岗位。
在政坛，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没有一位女性成功迈入政治局常委会。2018年，中国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女性占据22.2%。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7.2%。
“我们知道，国企领导其实是可以有编制的，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从外面招人。前几年看到文献说有（国企）取消编制的趋势，领导人可能不愿取消，推进非常缓慢，实质上依然存在。”章亦文说，“但是很难说是行政机制导致最后只有5%。比如说女性党员有30%，央企高管只有5%，这个差距大到不足以解释5%。”
“到底如何比较民企和国企的差别？有编制的问题、领导班子的定义不一样，还有国企上市的政治因素，这可能是我们下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 章亦文表示，国企和民企的机制性差异对女性劳动力的影响，或许会被纳入未来的研究重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