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林培瑞在北京从事汉学研究，亲身经历当时北京城内高压氛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二十二年后，林培瑞对中国当局一再把当年武力镇压是为后来经济发展铺路等说法，仍是无法接受。
他表示：“古今中外的极权者都喜欢说这一类的话，原则上这是不科学的说法，因为就科学比较而论，必须同时考虑经过镇压会怎么样？没有经过镇压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没有经过镇压之后会有怎样的可能性，因为今日中国是(1989年)被镇压过的，所以，(中国当局)说他们走的这条路是最好的一条路，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走别的路。试问，如果没有经过镇压，中国今天会不会变得更好呢？这答案很难说，可是不排除比现在还要更好得多。”
林培瑞目前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Riverside)任教。他回忆1996年接受邀请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被当局强制遣返，当下才意识到已被列入不得入境的“黑名单”。
他说:"我是中国政府安全部的'黑名单',中国政府其它部门,包括教育部和很高层的人对此都很不以为然,但是,安全部有着这么一份名单,不只我在其中,还有十几个外国学者都在上头。外国学者和汉学家都有这么个意识,他们都看到我或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的例子,害怕要是过了那一条线,是不是也会成了中国的'黑名单'?甚至有很多年轻学者经常来问我这个问题---林老师,我应该避免说什么样的话?避免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避免和您相同的命运。问到相同问题的人,包括很有名的大学者,他们在脑子里和背后都有这一个考虑。"
1996年以后林培瑞就无法再入境中国,连到香港参加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发表会也被跟踪监控。
他指出：“我的名字一到了‘黑名单’上，反而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中国当局已经下了刀，还能再对我下什么刀呢？假如我是个中国人，当局还有别的刀可下，但是，我是个‘外国人’,他们对我的惩罚，没有别的能比这个更厉害，所以，你说得对，我反而觉得更轻松、更自由，说穿了我觉得说话更自由了。关于这一点，我很羡慕刘晓波，因为他面临很大的代价，还是敢于说出想说的话，我也有同样自由的感觉，可是我付出的代价比刘晓波轻得多。”
林培瑞对香港各界纪念六四的力度和规模表示赞许，也暗批香港以外的地方漠视历史，甚至刻意遗忘。
他说：“香港最可观，香港人每年到了六四都有几万几万的人出来纪念六四，这非常好，但其它各地就是向‘钱’看，或是向自己的安全看，不再提六四问题。”
放眼中国现况，林培瑞认为1989年学生们在广场高喊的口号，对中国未来仍将起到正面且关键作用。
他表示：“六四本身(成败)是一回事，但是这事件代表的是‘反腐败’和‘要民主’等理念，对中国将来会有很大的而且是好的作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