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经济学家于光远星期一在北京出版的《青年参考》上发表题为《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的文章，回顾30年前平反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内情。1976年4月上旬，北京群众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自发集会，遭到当局镇压，毛泽东亲自将事件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被打成幕后黑手，并被解除了党内外职务。
于光远的文章说，“四人帮”被粉碎后，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有所改变。1977年3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天安门事件的讲话虽然还坚持“确实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但他肯定了“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然而，于光远指出，虽然华国锋对1976年党中央就1976年天安门事件所宣布的结论态度有所改变，但还坚持称之为“反革命事件”，并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问题上再争论了”。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并没有停止。
于光远回忆道，《北京日报》于1977年11月15号发表关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其中对“天安门事件 ”说：“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紧接着，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就《北京日报》的报道发表了题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新闻。在1977年11月25号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旅美中国学者方觉先生认为，人们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评价过高：
“我的看法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的背后估计过高，因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主要是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重新工作，并且是纪念刚刚去世的总理周恩来。这三件事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反对四人帮并不表示中国就能实行民主化。至于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但是同时也有非常大的政治后遗症。邓小平本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改革人物。他在1976年的时候已经72岁了，他极大地延缓了中国政治年轻化，也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改革，是有很大的政治后遗症的。第三条是所谓纪念周恩来，周恩来是不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助手，周恩来在整个文革期间是起了十分消极的作用。所以，我历来主张不要过高评价1976年的四五事件。”
美国俄亥俄州托雷多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教授则认为，1976年天安门运动对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先锋作用：
“我觉1976年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层次并不很高，当时对全国的影响也并不很大。但是，当时这个运动是反映了中国一些基本问题。当时的中国没有现在这样自由，在那种情形之下，居然会有这种活动，所以，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先驱运动。我觉得这好像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有一定程度的带头作用。”
于光远在文章中还提到了他和几位其他代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一事。他们指责说，虽然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在平反“天安门事件”和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消极。于光远说，在会议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公开批评一位党中央副主席而受到指责的事。表明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