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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为什么如此低廉呢？除了他们的工资低以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不享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没有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自由亚洲电台申铧在接下来的报道中，通过两个个案，突显出中国城市里外来劳工一旦受伤或者生病之后，他们所处的孤立无援的困境。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的采访报道。
今年47岁的陈秋珍来自湖南常德的农村，去年底进入广东东莞的立顿洗涤用品公司望牛墩分厂包装部工作。今年3月，她在上班时从高处摔下来受伤。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她受伤的过程：
“我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去贴布带子，带子断了，就从凳子上摔下来了。当时不能走路，他们扶我上车。”
医院给陈秋珍的诊断是第12胸锥压缩性骨折。她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还没有完全恢复，厂方就催促她马上出院。由于陈秋珍没有医疗保险，厂方开始要她自己支付住院费，只给她1000元人民币要她辞职回家。在经过几次交涉后，厂方最后答应替她出住院费，给她6000元生活费辞职回家。陈秋珍迫不得已答应了这个条件。
但是，到目前为止，距离她受伤已经四个多月，她的伤仍然没有痊愈，不能久坐，否则腰间就疼痛历害。现在她没有工作，没有医保，6000元钱又能够维持多久？
这篇报道涉及的另一个案例是有关来自四川农村、今年20岁的女工付良丹。她原来在深圳宝吉工艺品有限公司工作。今年6月 初，因为不满厂方将工人的长期合同改为短期合同而不进行赔偿，全厂大约八千工人罢工。付良丹在罢工现场目睹了警察用暴力对待罢工工人，将工人强行抬进警车的情景。随后她精神出现异常，精神恍惚。她被送进医院住院后诊断结果是精神失常。
付良丹父亲的妹妹姜春芬和她在同一个工厂打工。姜春芬说，她哥哥在付良丹住院后从四川赶到深圳也病倒了，他们本来没什么钱，出于无奈接受了厂方提出的条件：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他们不给，我们到了劳动局，说她病得那么厉害，十几天饭都没吃，我说她回家还要治疗，他爸爸来了也没吃没住的地方，过来又不适应，又要打吊针，我很担心。所以我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厂方的条件就是，付良丹马上出院，厂方支付付良丹的医药费和住院费，发给她应得的2800元工资，付良丹辞职回家。厂方以付良丹不是工伤为由，拒绝给她任何补偿。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专门研究劳工问题的专家刘开明表示，按照中国的《工伤保险条例》，付良丹的确不属于工伤，但应该是属于“非因公疾病”，而且按照国家政策，她应该获得一定的照顾：
“这属于特色性疾病，治疗要3到6个月。治疗费用单位出，拿出工资的60%。”
我打电话到宝吉厂，询问付良丹是不是应该得到刘开明所说的这些照顾，该厂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何主任不愿作出任何承诺：
“我们按照法律执行，该给的都给了她。现在你要了解什么情况要向上级询问，我们没有什么答案给你。”
这位不愿透露全名的何主任所提到的“上级”－人事部的经理在休假，无法联系到他。
姜春芬说，付良丹现在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很少说话，问她什么她都不知道。和陈秋珍相同的是，付良丹现在没有任何保险，生活、治病都没有着落。
陈秋珍和付良丹在失去工作能力后，都被工厂一脚踢开，厂方、社会、政府都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刘开明说，现在中国的外来劳工的处境普遍很差。
中国政府经常提要建设“和谐社会”，为什么劳工的权益却得不到保障呢？首先，就陈秋珍来讲，她原来所在的立顿洗涤用品公司没有按照中国的法律为她购买工伤和医疗保险。东莞市政府劳动局的工作人员莫女士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立顿公司的做法是会受到惩处的：
“这是不合法的，因为我们的规定员工都要上社会保险。如果他们来反映，我们会处理这个事情。”
实际上陈秋珍曾到东莞市政府劳动部门寻求帮助，他们应该知道立顿公司的违法行为，但政府仍没有对立顿公司采取行动。对这一案件非常熟悉的广东维权律师唐荆陵说，由于企业违法的成本不高，使得外来劳工成为受害者：
“这个案例没有交，那么行政部门并没有责令它交，也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处罚，这是第一个方面--没有把法律执行到位；第二个方面，如果这个女工按照诉讼的方法解决的话，一个是代价高昂，二个是诉讼漫长的过程之后可能仍然拿不到这笔钱。这也反映了一种司法环境，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企业违背法律的成本不高，所以它敢于这样做。”
在东莞和深圳两地的市政府，都有负责处理劳工问题的劳动部门。深圳劳工活动人士李原风告诉本台说，虽然这些劳动部门在个别时候还是能起到一些帮助外来劳工的作用，但是总体上来说，他们和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一个是地方保护主义，再一个部门利益。企业跟劳动部门，这里面的“水”很深，不太好说。”
既得不到厂方的照顾，也得不到政府的同情，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外来劳工却受到了象李原风这样的劳工活动人士的关注。他们是一群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的甚至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志愿者，他们关注弱势群体，希望维护他们的权利。陈秋珍和付良丹的家人都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他们都在寻求这些志愿者的帮助，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补偿。但是，唐荆陵说，深圳的这些志愿者现在的活动空间受到政府的打压：
“一个是对他们注册的一些单位，不给他们做新的年审，要通过年审才可以继续新一年的营业。第二个方面是通过民政机构对其中一部分人进行查处，当然其中一部分是没有注册的，但是有些是正式注册的。第三是很多人遭到了公安机关的调查使做劳工维权活动的这些人生活遇到了很多困难。”
除此之外，唐荆陵还表示，中国的工人为数众多，但是政府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工会组织，这使得他们没有和厂方讨价还价的力量。
中国现在被称为“世界工厂”，这背后有很多是“血汗工厂”。外来劳工为中国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却被滚滚向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巨轮甩在了后面。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