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并涌现出许多不畏强权的维权人士；为维护民众正当合法权益的民间抗争行为也渐渐发展成影响深远、动人心魄的维权运动，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此采访了多名站在中国维权活动第一线的人士，为您制作了四集特别报道《中国的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下面是这个特别报道的第四集。
第四集：经验教训及前景
中国维权人士或被判刑监禁，或被监视跟踪骚扰的遭遇显而易见地表明了维权活动在中国受到的打压。然而，近年来被中国政府称为群体性事件的许多维权活动在各地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接二连三地出现，维权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这种状况也表明维权之路虽然充满艰辛坎坷，但在艰难之中仍有发展。曾多次遭到拘禁、殴打威胁的维权人士郭飞熊说：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维权运动是多中心的，不是说我们这几十个、几百个人被治服了、被控制了、人身受到了其他的限制、不能跟外界接触以后维权运动就走下坡路了、停滞了。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走到维权运动的第一线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发动联络其他的朋友，还有其他朋友会更勇敢地站起来。我认为当一批维劝人士被压倒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推动更多不同形式的维权活动，所以我们照样还是可以做工作的。通过今天的信息工具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一些大城市虽然历史上曾是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的发生地，但当前的大规模维权突发事件发生在偏远乡村的似乎更多些。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时事评论家胡平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尽管维权队伍在扩大，维权意识在民众中有所扩展，但仍有大量民众对维权表现出冷漠；而如何使更多民众走出冷漠，也是维权活动人士必须考虑的问题。胡平说：
“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虽然有很多知识界的精英、异议人士，很多都是出自这些地方但这些地方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并不太多，当然一方面可以说这些地方的政府做的要聪明一些；当地老百姓的权益侵犯的不是那么恶劣或者它比较注意侵犯的规模和方式以至于不太容易发生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很多民众特别是在政治的中心地带对政治的一种冷感，对于他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的发生在他们每一个人身边的种种侵犯权力和利益的这种恶劣行为采取的这种漠然的态度所以才会使这种罪恶在持续地发生。我想怎么走出这种漠然的态度是关系到下一步维权活动能不能继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避开的误区就是想尽办法接近和唤醒民众, 不触犯法律不留下任何把柄让政府可抓，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不能单枪匹马的做
为唤醒民众维权意识，越多越多的维权律师和学者本着正义道德公平等理念主动投身维权活动，为草根维权民众提供法律、宣传、策略等多方位咨询。其中，郭飞熊本人长期以来以农民权益保护为突破口，多次深入广东太石村等地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他认为，律师学者的介入以及民众受到公民权益的启蒙教育和鼓励本身，既是当前维权活动最大的成效，也是其意义所在。他说：
“维权运动的一个主要观念就是通过法制来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政府为了自己的集团利益经常性的破坏法制，所以维权运动中的个案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失败的，这个很正常，但是通过跟权利来抗争促进了老百姓学法；促进了老百姓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达到了一种对农民进行启蒙、培训、动员、组合的作用，它其实在给中国未来的民主培养群众和干部。中国每年在沿海地区征地拆迁案的纠纷冲突是几千例，我们介入的只是极少数经过精心挑选的符合我们推进法制的理念，基本上提高了抗争的法制水平，事实上并没有提高抗争的规模。”
当然，谈到维权活动的成效，在具体维权案例方面，外界不会忘记四川省八九六四死难者周国聪家属向政府索赔一案。虽然该案结果在维权者之间引起一些争议，但它仍被外界许多媒体解读为维权活动的一个成功案例。四川天网网站负责人黄琦说：
“效果是检验民间维权的最好标准。因为我们这儿没有谁强调有什么伟大意义、能彰显什么，我们只谈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效果，归根到底维权是维老百姓的权不是通过维权来炒做自己把自己变成名人那就不好了。让老百姓得到实际效果就需要维权，办一件事儿就要得到办那件事儿的效果这就行了，没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和政府形成敌对状况任何一个问题都上岗上线只能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目前的许多维权活动中不断有律师学者等的介入，但鉴于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对维权活动的打压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动用武装军警和黑社会分子，不少维权事件最后仍以失败告终。那么，在当前的困境中，中国维权者进行维权活动的空间究竟在哪里，又有多大呢？直接站在中国国内维权活动第一线的郭飞熊说：
“表面上看它的空间是越来越小，这个空间就是两个字‘法制’，如果我们和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没有一个交叉点的话就变成对抗了，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政府也伪装相信中国需要法制。法制就是我们的空间。但在政府内部我们必须承认有公检法内部还有改革派的大量人认为中国需要走向法制，有些甚至认为要完全的司法独立，这些观点都与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空间’。我们现在就借助这个空间拼命地往里面挤甚至可以说假戏真唱，对方玩假的我们就要把假的变成真的。所以这个空间有多大就必须要靠我们的智慧。”
维权运动是和人口和受害程度有关系。一般拆迁征地为什么会产生群体性抗争？是因为这最起码要涉及到几百人的切身利益，有时候还涉及到几万人的切身利益，这样人多的时候就容易激起反抗
然而，即使在宪法法律框架下的维权，其空间也无法得到保证。作为当前维权运动领军人物之一的高智晟律师说： “在去年之前我们始终是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谈我们的人权。今天回过头来看的确是我们的一种天真。但是我们需要这种天真的过程去教育更多的人,使更多人清醒。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天真：也就是建立在宪法和法治框架内的天真还是不为中共所接受，所以最近一年多来中共的这种野蛮打压已经没有了边际；手段和过程已经没有了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维权运动尤其是那些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则处在长期的危险之中。”
“失败是成功之母”。过往失败的维权运动也带给维权者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维权之路应如何走才能避免弯路和误区。因投身维权活动而被中国政府变相逐出国门、现居加拿大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说：
:“要避开的误区就是想尽办法接近和唤醒民众, 不触犯法律不留下任何把柄让政府可抓，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不能单枪匹马的做，我当时就是单枪匹马的做，我很天真地认为我做的很正有没有违法行为他们能奈我何? 而事实上不对，事实上是维权要会联合，联合就是要有团队，这个团队不仅要有法律圈子还应该有记者、学者、教授、大学生工人、农民等都要有广泛的联系，联系的要越多越好这样当局才不会轻举妄动，要广泛地联络各方面广大的力量来形成民间抗衡才能对抗整个强大到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武装。”
显然，维权运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意的支持和团队的协作；而其产生的根源则是社会的不公和压迫。中国民间俗语也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说法。然而当社会不公、权益受损、受侵犯的事例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生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地方就发生了维权活动，而有的地方却又显得平静呢？郭飞熊解释说：
“维权运动是和人口和受害程度有关系。一般拆迁征地为什么会产生群体性抗争？是因为这最起码要涉及到几百人的切身利益，有时候还涉及到几万人的切身利益，这样人多的时候就容易激起反抗。另外就是受到的侵害程度有多大。涉及到土地、房屋和家里面具体金钱的这种侵害就比较严重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沿海一带的反抗抗争往往越来越具规模，这和它当地农民开化的程度有关系。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出现空心化,青壮年的男子都出去打工使得这里的矛盾缓解，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半迁移未来的矛盾会转向城市。”
另外，对于维权活动从个案上来说，成功例子仍然较少的情况，居住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问题工作者刘青分析说： “虽然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维权运动，维权者不再是单独的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但是真正能够维护到权益、争取到自己保护了权益的这种事例在中国非常少非常罕见。为什么说中国政府采用了这种黑社会流氓的手段呢? 就是对这种明显的侵犯和迫害他们不是推来阻去便是毫不理睬甚至进而镇压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成效恐怕还要等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等待一定的变化和改革的到来。” 刘青所谈到的这种社会变革实际上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他进一步解释说： “公民社会是公民在这个社会里能够起到相当的关注保护自己的作用，公民社会简单来说意味着个人权利受到保护、有尊严有相当的自由度、公民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维权运动就是因为发挥不了作用不管是维护本身权益者还是那些同情帮助维权者的都还很难发挥作用。”
虽然当前中国的维权运动在现阶段成效有限，但它却有必要继续下去，因为它同时是促进中国向公民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胡平说： :“因为公民社会无非就是每一个人可以以公民的姿态而不是以一种消极的顺从的臣民奴仆的姿态、以一种享有一定权力的公民的对公共事务表示关心和参与的姿态，从这么一种角度来讲维权活动实际上就是在营造公民社会的一种持续的努力，这种抗争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一个转折，而这个转折一旦出现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了。在这之前成果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必要性,实际上恰恰证明还要继续努力，起码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大家去坚持这种抗争。”
正如维权运动的发展受到许多阻力障碍一样，公民社会的建立也必然困难重重，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如此，郭国汀、郭飞熊等维权人士仍对未来抱持乐观态度。郭飞熊认为，维权运动在未来几年内就应该会有所突破： :“我认为中国的维权运动会在奥运会之前一直朝上走，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已经走到这种地步了,到了要破局的阶段了，而这个破局首先会通过我们所说的推进法制促进政改来破局，而维权运动所走的道路就是推进法制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我认为公民社会在今天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自由,总体上也有我们所说的松散的宽松的文化气氛了，现在缺的就是政治上法律上拥有一定权利，如果维权运动能够成功地推进中国在法制上做出实质上的进展的话，那么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就有了骨架使它能够站立起来。”
然而，对于下一步该怎么走，维权者之间似乎并没有能够统一协调或总体部署的迹象。刘青认为，维权运动现在仍处于摸索阶段，但民众不会就此沉默；郭国汀律师认为，在具体做法中，当前可以利用高科技互联网的发展，使各个维权群体之间都能相互结合，并增加舆论宣传：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在过去的宣教中曾有句口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说法套用在中国维权人士进行的维权活动和促进中国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方面，似乎也有着意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的《中国的维权运动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四集特别报道的最后一集，探讨其经验教训及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