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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博大出版社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和程晓农五月二十六号在法拉盛和读者见面，介绍他们合编的新书《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何清涟的代表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初在中国大陆出版，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删节本在中国大陆热销三百万册。她和程晓农合编的新作《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汇集了近几年海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分析文章。
何清涟在序言中分析了中国的改革神话。何清涟说，在改革之初，1989年以前，人们对改革怀有理想主义情结，政府宣称改革是为人民，老百姓也得到一点好处，没有看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有不一致之处。邓小平曾说文化革命已经把中国经济推倒崩溃边缘，他要救党，所以要改革。９０年代以后越来越明显，改革缺乏公正性，社会分配政策不合理。
何清涟:“那么这个改革谁得，应该说中共得。延缓了危机，强大了它的统治力量。把它完全解脱出来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社会公信力，民众的怀疑，经济上的困境，还有国际上的孤立，全部解脱出来了。要说中国改革有功吗?对共产党真的是有功。”
何清涟说，从改革方向看，共产党不要政治改革，只要经济接轨。但是恰恰是制度保证了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
从改革方略看，中国现在是权力市场化，政府掌握公共权力，不断剥夺老百姓。现在流传新三座大山的顺口溜: 教育改革把二老逼疯；医疗改革让人提前送终；住房改革把人口袋掏空。她举例说，美国大学收费占人均ＧＤＰ的10％，而中国占100％。美国房价是家庭年收入的４到６倍，而中国超过12倍，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到20倍。
还有改革手段，也就是中共的统治手段。
何清涟:“中国现在呢确实是把人类历史上三种最坏的统治手法都用上了:政治暴力，警察统治，特务控制。那么中国维持这台国家机器运转的成本有多高? 我告诉你，中国财政收入的６８％是用来养这些政府官员、警察等等。这还不包括军费开支。”
正因为大量的财政收入用来养官养警察，所以政府对老百姓的医疗住房教育等福利都不投入了。
何清涟同时谈到中国腐败的容忍度和安全度。初期人们认为贪官贪的是公家的钱，与我无关。但是近几年腐败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的生存。97年开始的新一波圈地运动，至今城里居民有380万户被拆迁，其中很多得不到合理补偿。
何清涟:“有一个调查，有六千万农民因为‘征地’失去了土地。这些人基本上是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成了三无农民。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反抗。”
而腐败的安全度却越来越高。何清涟说，2006年国土局公布的近三年与土地有关的腐败案件有13万8千起，受到党纪处分的137人，受到刑事处分的78人。 受惩率不到1％。是因为官员之间结成了政治保护伞。某个官员被抓之前会有人提前通知他逃跑，免得留下让其他的很多人一起进牢房。她分析目前中国民众不满的程度，比明朝末年和清朝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那时是冷兵器时代，老百姓凭亡命之勇可以反抗。
何清涟:“那么现在中国人民有什么希望呢?没希望。有一条，只能是期待这些统治者到最后自我击溃，就是用他们的腐败(自我击溃)，但是这个过程呢还要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间中国人受的苦还没有完结，受的掠夺是越来越大。政府而且越来越没有把他们的行政不作为、还有那些恶劣的统治手法当作一种耻辱。”
程晓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西方的经济学是在自然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解决不了中国的怪胎经济问题。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失败的社会主义不得不找出路的作法，最终还是回到起点。革命的领导层本来的目的就是夺权，掌权之后于国有利无利它不管。国是它达到党的目标的工具。
程晓农:“就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同时，中国出口了几百万顿粮食到越南，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高层来讲，帮助越南打美国，那是有助于它扩大势力，为此，中国死几百万人，在它来讲，在所不惜。换句话讲，国是被党绑在它的战车上。”
现场观众问何清涟身居海外研究中国问题有什么困难，何清涟表示，没有遇到获取资料的障碍。在中国信息受到控制，还不如在海外得到的多。中国学者比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有优势，因为有在中国的经验和常识，往往能从资料中读出背后的信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控制媒体，各个部门尽管公布的数据不真实，但是无法互相照顾到去圆谎，所以可以参考着分析。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