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时报》星期六刊登文章说，中国武警学院公布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有8700起，而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9万起。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文章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字的上升得益于手机拍照和博客的普及，使得一些原来可以被官方媒体掩盖的突发性事件得以迅速曝光和传播。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也反映出，公众比以前更有知识，更积极的寻求公平赔偿。
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指出，土地引发的抗议事件，近年来在中国日益增多。
“中国土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上访这样的事情这几年是越来越多了。这个主要是中国地方政府包括像一些北京、上海的大城市靠倒卖土地来增加收入，跟所谓土地财政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文章说，不同于89年的民主运动，今天中国的抗议示威缺乏统一的政治诉求。大多数抗议民众并没有要求改变现有的一党专制，事实上，埃及和突尼斯革命后，中国互联网上号召民众发动“茉莉花革命”的匿名呼吁并没有获得太多公众的支持，而且很快被中国政府压制。不过，中国各地的单一事件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日起增多，抗议者提出的要求范围很窄也很实际：农民要求停止征地或者获得更好的赔偿；房主要求停止强拆；人们为了环保和食品安全问题抗议；卡车和出租车司机为了油价上涨而示威。美国中文网刊《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对此评论说：
“89年一来来个几万、几十万、甚至最后来上百万提出有政治口号、有经济口号都是很大的范围的，甚至到国家管理体制等等。现在人们不走上这条路，或者暂时不走这条路。现在走的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土地、财产。他所诉讼的方式就是用去表达我的意愿，这个意愿就是争取我表达的权利。包含了一个言论自由或保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这些权力，这些概念都在慢慢的运用中间。都在实践当中的运用。”
文章说，这些抗议都局限于各地，彼此之间也没有联系，所以中国政府对它们采取了相对容忍的态度。但是北京面临着不小的风险，因为引发抗议的问题在全国都存在，一个地方的抗议可以启发外地的民众，小抗议有可能变成大抗议。在一些抗议事件或者骚乱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不得不倾听民众的呼声。例如，大连民众的抗议迫使大连市政府很快宣布关闭造成污染的PX化工厂；浙江海宁市发生抗议工业污染危害居民健康的群体事件后，当地环保局责令造成污染的工厂停产整顿，工厂主也公开道歉，承诺清理污染；贵州安顺一名残疾的水果小贩与城管冲突猝死引发数千人骚乱后，相关官员被免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