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六四"镇压后爬上权力顶峰。在其当政的十三年间，香港实现主权移交，中国成功加入世贸，并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贪腐泛滥，政治改革停滞，镇压法轮功更导致人权法制急剧倒退。回首中共建政历史，江泽民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1989年6月3日夜间到4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在北京发生。短短二十天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
善于投机的技术官僚 靠镇压学运爬上权力之颠
中国官媒报道称：“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并选举江泽民为新任总书记。五个月后，江泽民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成为国家主席。
对于江泽民登上权力顶峰，旅美时事评论员横河告诉本台：“他爬上去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官僚（向上爬）的过程，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技术官僚的话, 在政治上他就要投机。”
江泽民的身世之谜
公开资料显示，江泽民于192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江石溪中年弃医从商，育有七个子女。老大江世俊，即江泽民生父；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9年加入中共，并成为新四军元老之一，1939年被地方武装打死时才二十八岁。后来，江泽民一直称自己在十三岁时就被过继给其叔父“江上青” 的遗孀王者兰，属于“红二代”，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横河说：“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被证实。”
公开资料还显示，江泽民曾就读于扬州中学，1943年考入在日占区南京复办的中央大学 电机系，之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同系，1947年毕业。之后，他加入美国人拥有的上海海宁洋行任工程师。在中国官方传记中，经常忽略江泽民在南京沦陷期间的学习经历，坚称他当时是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反日学生活动。另一些人则说，江泽民最早是在1946年（日本战败一年后）加入共产党的，当时他还在上海读书。
意外登上权力巅峰
江泽民的政治崛起与镇压学运密切相关。自1985年起，江泽民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及市委书记，而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学潮期间，江泽民就接见过上海的学生代表，并把学运打压下去。横河告诉本台，中共党内当时曾要求观看江泽民训斥学生的讲话，他自己也曾看过该视频。
不过，把江泽民直接送上权力巅峰的还是整肃《21世纪经济导报》事件。当时正值八九学运初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率先查封了敢讲真话、支持学生的《21世纪经济导报》。横河说：“就是在全国所有的省市领导人都在观望、没有做出决定的时候，他（江泽民）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对相对来说自由派的思想和跟这次学生抗议活动有关系的（进行）镇压的人。”
强力镇压让江泽民赢得了实际掌权的邓小平的信任。同时，他还拥有“红二代” 身份。很快，原已准备退休的江泽民就被邓小平钦点进京，并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飞黄腾达。
不过，刚刚接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谨慎、保守，甚至一度采取向左转政策，令邓小平非常不满。“如果继续回到左的这条路线上去，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全面的否定。”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蔡慎坤对本台表示，“这是邓小平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他才发动了一场南巡，由军队来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实际上，这对江泽民来说是极大的震慑。”
看到风向不对，江泽民立刻转向，表示坚决拥护改革开放，这也体现了他投机分子的本色。
以腐败治国 强化对军队的掌控力
“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都too simple（太简单）, sometimes naïve（有时很幼稚），懂了吗？……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喜欢这句话，就是最好的。” 这是2000年10月，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时的一段讲话。
“六四”镇压后，为了保住中共政权在政治上不受挑战，江泽民采取了“闷声发大财”的方式，推动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生活，专注于发财、致富和搞钱。横河说：“这是江泽民时期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式，类似于黑金政治，你可以去发财，但是不要去碰民主、自由这种东西。”
“闷声发大财”的具体表现就是“放手腐败、鼓励腐败”。蔡慎坤指出：“尤其是军队，后来为什么买官卖官成风？那就是江泽民为了保持对军队的掌控力，放任军队搞腐败。首先，他自己带头搞腐败，下面的百官都必须要腐败，不腐败你怎么进贡呢？”
江泽民时代的经济改革主要由总理朱镕基主持。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写给本台的特约评论中曾指出，朱镕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同时，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也开始于江时代，并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对私有经济，当局也采取了开放态度。
虽然经济向好，但蔡慎坤指出，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形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牢牢捆绑在一起的模式，彼此输送权力与利益：“他们形成的一个复杂、互相循环的一个模式。” 他说，在这种模式下，当局出台的所谓“改革”主要嘉惠于这两大特殊利益集团，而并非惠及到全体民众。这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此走上一条“邪路”。
镇压法轮功 彻底摧毁中国人权法制
中国的人权法制在1980年代时尚在初步发展阶段。江泽民上任之初，情况还在按照惯性前进。“真正的出问题是出在了江泽民的对法轮功开始动手之后，人权法治就基本上被摧毁得一干二净了。” 蔡慎坤说，“打击法轮功，实际这是江泽民在政治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硬伤，也是他一直耿耿于怀、放不下心的一件事情。”
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大法，于1992年5月在中国吉林省公开传出，短短7年，修炼人数就达7000万至1亿。而中共始终把一切宗教信仰都视为对其统治的挑战，江泽民更是将法轮功视为眼中钉。
横河说：“有很多后来的文件来证明，就是在(1999年）4月25号（中南海上访事件）到7月20日（法轮功被取缔）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在策划。当时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支持他的，但是他一个人就决定了，因为他说‘这是在和共产党争夺群众’。”
江泽民一手制造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其残忍血腥和影响之广远超当年“六四”事件。直到今天，这一镇压政策依然存在。江泽民也被指为大规模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魁祸首。蔡慎坤指出，为镇压法轮功，中共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610办公室”，完全目无法纪，并明确要求任何律师不准受理法轮功案件：“你想想，这还有什么法治呢？我们看到后来高智晟这样的人，他不就是接了法轮功的案子，给领导人写了公开信，最后导致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是不是？”
江泽民在任期间，因人权践踏行为而在多国遭到起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轮功学员在阿根廷起诉江泽民一案。该国联邦法官最后判定江泽民犯下“反人类罪”。虽然中共后来通过政治运作令该法官被撤职，案件也被否决，但影响依然颇深。横河说：“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在国际上被判反人类罪，这个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连毛泽东都没有过。”
喜爱外交做秀 出卖国土给俄罗斯
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走出“天安门”镇压后的低潮，并逐步进入一种蜜月期，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也相对融洽。在其任期内，香港与澳门主权顺利移交，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并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
蔡慎坤说：“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是没有戒心的。而且，我认为江泽民也没有要统治世界或者给世界指明方向的这种野心。在国际上，就没有形成太多的对中国的制约。”
不过，在江泽民任内，也发生第三次台海危机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一度紧张。
（江泽民在访问菲律宾时演唱猫王的“Love me tender”）
江泽民喜欢吹拉弹唱，曾在会晤外宾时表演唱歌、弹吉它、拉二胡，还时常大秀英文。他也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等的专访。不过，这些访问报道最后反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的“大突破”和“成功案例”，江泽民在受访中一直为中共专制制度、以及“六四”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等辩护。
(江泽民回答华莱士：“中国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体系，我们确实有新闻自由......”)
“他不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人。他的表演欲比较强。”横河指出，江泽民除了做秀，实际在任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外交成果，加入世贸及申奥成功等也只是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他的“卖国”事迹却影响更深更广。
在江泽民任内，他与俄罗斯签订了多项边界协定，但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都低调而模糊。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的旅美学者严家祺撰文提出，江泽民任内十三年，在对俄关系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并以这些条约造成的边界状况，划分中俄两国国界。严家祺提出，应追究江泽民的卖国责任，重新审议相关条约、协定和有关议定书。据统计，江泽民总共出卖的中国领土高达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总编、本台特约评论员胡平分析背后原因时说：“那个时候，中共因为刚刚经历过‘六四’，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强烈制裁，江泽民就急于和俄国搞好关系，建立所谓战略伙伴关系。” 但也有评论指，江泽民这样做是为一己之私，他一直担心邓小平随时会把自己撤掉，因此希望拉拢俄罗斯，从外部全力帮他巩固权力。
最近，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公开质问，中共如果真的在乎领土完整，为何不拿回清朝《瑷珲条约》割让给俄罗斯的中国土地。北京方面哑口无言，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则发表回应，称莫斯科与北京已于2004年解决了边界相关争议。横河：“正好说明这个卖国千真万确就是落实在江泽民头上，而不是满清的头上。”
当政十三年 掌权二十年: 江泽民为何迟迟不愿下台？
江泽民当政十三年，但外界普遍认为，他实际掌权二十年，因为在后来的胡温时代，江泽民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垂帘听政”。横河指出，江泽民的目的是为使其政治遗产不被否定，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为此，他打破了党内两个政治规矩，一是把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变成九人，即形成所谓的“九龙治水”；另一个就是在胡锦涛上台以后两年多，他才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位。
蔡慎坤表示：“胡温想搞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动，也就是因为江泽民已经定下这个框框。他是‘九龙治水，各自为政’。你即使是总书记，也不可能再去管其他常委分内的事情。这就是的制约了胡温他们手上的权力。”
横河也提到，政治局九个常委当中，大多都是江泽民的马仔，其中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排名最后，权力却是最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了确保胡锦涛上台以后不会否定他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江泽民时代，政治上提出“三个代表”并将其写入党章，也由此开放了资本家入党的先例。蔡慎坤说：“这相当于掺沙子，不像现在的习近平的呢，要纯洁党的队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有帮助作用的。” 不过，横河认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一种统战策略，旨在将改革开放后新涌现的各界精英纳入共产党体制，以防止他们提出政治诉求，挑战共产党统治。但此举理论影响力不大，也没有被真正贯彻下去。
同时，江泽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隔代挑选了习近平为胡锦涛的接班人。蔡慎坤指出，其本意是要保护其家族和江派集团的利益：“因为他的家族的利益到后来实在是太大了，他身边的马仔、跟班的实在是太多了，他要保护这批人的利益。所以，他想选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一个非常平庸的人，从胡锦涛的手上接过旗帜，最后选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人。”
不过，习近平上台后即展开反腐运动，并竭力清洗江派势力，还把政治局常委从九人变成七人，重新集中权力。他在各领域向左转的政策也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倒退。这一结局恐怕也是江泽民当初意想不到的。
记者：凯迪 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