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少年轻人参与其中。这些所谓"白纸世代"的年轻人如何看待当年的六四事件?这场发生在他们出生前的惨案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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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上海封城的青年季新:六四与他的 "反贼史"
季新是一名二十岁出头的上海青年,去年来到了美国留学。自从白纸运动爆发以来,曾经经历过上海封城的他,一直在网上积极加入各种政治讨论群组,与年轻的抗争者们交流思想,也在今年参加了一场线上的悼念六四活动。他告诉记者,他是在八岁那年第一次听说六四的:“那年我在玩公园轮滑,休息的时候隐约听到大人聊天,他们说很多年前北京街道上有一群人在游行,军队就用枪扫、坦克压人。”
大人们的讨论,引发了当时年幼的他的好奇。他走上前去,试图问那些大人们更多问题。他描述那时的情形说:“我就提问,问他们这到底是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大人发现我这个陌生小孩也凑过来听,他们有点慌慌张张的,叫我自己一边玩去。”
这段经历让他从那时起,就对这件大人们躲闪着不愿意说的事情感到非常奇怪。这之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大人不愿意说的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成了他想弄清楚的东西。就在几年以后,他有了机会,而这来自他父亲的一次“疏忽”。季新说,有一天:“我发现我爸的电脑开着,在他桌面上发现了一个叫‘六四屠杀’的文件夹。我点开来看,看到了很多六四照片,比如学生冲上人民英雄纪念碑抗议的照片,比如北京街道上坦克履带碾过鲜血的照片,以及天安门前人山人海游行的照片。”
很快,他的父亲就知道了这件事。而父亲的恐慌,则令他印象深刻。他回忆道:“他很慌张让我什么都不要说。过几年我又学会了翻墙,第一天我就把三小时的《天安门》纪录片看完了。那是2016、17年左右,我才对六四事件有完全的了解。”
季新所提到的纪录片,就是那部由卡玛执导,在1995年上映的《天安门》。在这之后,他感到自己应该把关于那段课本上不存在的历史告诉更多同学。按照年轻人中惯用的词语,他成了一名“反贼”。他说道:“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给我的同学科普,讲六四是怎么来的,以及六四发生以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也给他们听歌,比如《自由花》,把照片、影像给他们看。那时候,我还把维基百科上六四、刘晓波(的内容)打印出来,分发给他们。”
他也表示,他发现他的同学们几乎都不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并在听了他的介绍后,感到那些在六四屠杀中遇难的学生很可怜。
00后肖雅洁:白纸运动对八九的传承和超越
出生在2000年的肖雅洁,在小学时随父母从大陆移民到了香港。她告诉记者,2010年,也就是她刚去香港的第一年,就接触到了与六四有关的活动:“当时香港的政治方向还是很自由的,每个学校都会举办六四的纪念活动。我在香港上学的那几年,每一年我们学校都会有自发性的活动,大家一起去礼堂悼念学生。无论我在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烛光晚会。”
她说,在那时候,她对六四还没有很深的思考。而真正让她感受到冲击的,是在2016年发生的事。那一年,她已经前往英国留学了,而她的父母则在香港维园参加了六四烛光悼念活动,并遇到了否认六四屠杀历史的大陆游客。她表示:“这些事情我父母跟我讲的,我觉得大陆人受的蒙骗太多了,这使我对六四有很深的印象。”
在2019年的暑假,那时已经来到美国继续学业的她,回到香港参加了反送中游行,而这也是她第一次真正地投身抗争运动。她表示,当时在香港的街头,她曾经吸入催泪弹,也曾见到亲当局的白衣人从楼上向示威者高空抛物。目前,正在美国洛杉矶工作的她,也在当地参加着白纸运动的声援活动。
肖雅洁告诉记者,在她眼中八九民主运动和白纸运动有着传承关系:“白纸运动更像是六四大学生的传承。因为虽然可能发起白纸运动的人,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六四的过往,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是渴望自由的、渴望民主的。”
她也把这两场运动进行了对比,认为发生在信息时代的白纸运动能使更多人觉醒,并说道:“白纸运动是封城导致的,反映中共没有办法用更强硬的手段做出让我们捂嘴的事情了。这是一场更胜于六四的民主运动,因为在当时这么高压的情况下,还有一群勇敢的人站出来。”
南加州大学学生王涵: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共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
在今年26岁、深度参与了白纸运动的南加州大学学生王涵的心目中,六四屠杀和近年中国当局进行的“动态清零”、封城政策一样,都是一种需要所有人共同反抗的极权暴政。他说:“就是我之前一直和很多人讲的,我觉得在面对极权暴政的时候,所有人都应该站在一起。”
王涵表示,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那时非常年少的他对中国的看法和现在有所不同:“江胡时代,我也是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但是当时我很天真地觉得这个国家会变好。有点像台湾,大家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终让民进党执政,我觉得我能看到那样的希望。”
他说,尽管他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六四,但对他更为决定性的冲击则是之后发生的事:“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对我是非常震撼的事情,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更激励了我,之后就是武汉肺炎的事情,一件一件。”
这之后,他不再认为中国能以台湾那种方式“变好”了。他认为,与台湾民主化之前的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对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摧毁更加严重,极权程度更高。所以我觉得不可能通过正常改良诉求去改变暴政,只能通过更坚定的抗争去改变暴政。”
此外,他也因此对中共近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他对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看法:“和兄弟打架一样,比如说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竞争,再竞争都是‘自家兄弟’。中共政权也是这样。”
他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说:“我不认为中共的政权有任何的变化,从头到尾。习近平、邓小平理念再不同,也是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都是极权体制,极权意识是深深根植在他们潜意识里、根植在他们观念当中的,我不觉得有任何不一样。”
记者:孙诚 责编:嘉远 网编:何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