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每当1989年六四事件纪念日前后，震颤在人们舌尖上的通常是王丹、周锋锁等学运领袖的名字。但在这些名字背后，一个数目庞大的89受难群体的遭遇却往往被人们的注意力遗漏。这个群体正在步入历史，但这三十五年来，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专题报道。
在过去的28年里，张强一直都是一个“隐形人”。
1996年底过后，张强就再也无法取得合法的身份证，这让他长期处于随时可能被警察盘查带走的生活状态里。
一个"隐形人"
张强对记者说，这一切的缘起都是在35年前那个初夏的夜晚。
1989年4月中旬开始，以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为导火索，北京高校学生发起了反贪腐、争民主为旗帜的抗议行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张强当时在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化机系读大三。5月19日晚，当北京要宣布戒严的消息传来后，华南理工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张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认为他这是违反宪法、违反法律的行为，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灾难的。”
学生们在夜幕中突破系党支部书记的阻挠，冲出了校园，前往广东省政府门前示威。张强和另一位同学同举着一个长横幅，走在队伍最前面。但就是这次“带头作用”，给张强此后35年的人生带来了无止尽的折磨。
6月4日凌晨，中国政府动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示威学生，造成大量死伤。全国性的抗议行动也就此趋于消散。身在广州校园里的张强并没有立即被清算，但到了当年秋天，他还是不得不面对命运的裁决。“1989年10月10日，华南理工大学做了一个决定，叫我退学，但是当时华南理工的法定代表人校长、副校长，还有管教学的，一个签字的都没有，只是在上面盖了一个公章，让我退学。”张强说，这就是真正的秋后算账。
但张强在系里老师的帮助下，留在学校勉力修完课程，到了1990年夏，学校改变态度，准予他“结业”。但张强坚持自己应该是正常毕业，由此和华南理工校方在是否迁出户口的问题上陷入了长期的僵持。
张强走出校门开始工作，但他的身份证到1996年底过期。这极大地改变了张强的生活，原先他还可以在广州做专业工作，此后就只能打零工，“有些工厂需要发货，要装货、卸货，这种（工作）我就经常去做，也不查身份证、不查户口，你只要把活干完，不出事。”更重要的是，张强不能结婚，不能给自己和女友的儿子上户口，母子俩也因此在2010年离开了他。
有一段时间，张强密集地跑华南理工、当地公安局，还有法院，但他的问题始终在这三个机构之间被来回踢皮球。到了2015年，他才通过公安局的调查发现，自己的户口早在1994年就被华南理工大学注销了。
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变成“黑户”，2014年就由《南都周刊》报道过，那篇报道只以隐晦的方式提到了89民运的背景。但这十年来，张强的境遇并没有多大改变；没有身份证，他只能住在朋友帮他租的房子里。他对记者说，“人间，人掌权、政治集团掌权的地方，我没有居住的权利，没有睡觉的权利，这多恐怖、多邪恶啊！”
一个"傻子"
在这样的“人间”，张强被取消了居住的权利，做了近三十年的“隐形人”。他的“隐形”又仿佛是八九一代人的隐喻。
“六四事件”后，相比于王丹、周锋锁等少数长期受关注的八九民运领袖，张强这样的普通参与者，他们的曲折命运实际上被遮蔽在媒体，甚至是舆论的背后，很难引发关注。在过去的35年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声音、相貌，乃至名字正逐渐被淹没在时光的潮汐中。
今年5月15日，北京前精神科医生徐永海去海淀区有福养老院看望了六四事件后因卷入烧军车案被判无期徒刑的北京人王连禧。徐永海事后在社媒X上贴出了他和王连禧的合照，照片中，王连禧坐在徐永海身后，满口豁牙，笑容轻松。
1989年六四的时候，王连禧34岁，是北京环卫工人。因为发生了中国军人用枪炮屠杀学生的事件，他出于义愤，参与了堵截北京大街上的军车。王连禧当时具体做了什么，后来他自己也讲不清楚。多年坚持去看望他的徐永海也只是略微知晓一些模糊的细节，“据说是可能因为烧军车的时候，他递了根火柴，还是打火机一类的，为这事被判了个死刑。”
六四事件后，北京中级法院仅用两周就以焚烧军车、殴打残害解放军战士的名义共判处八人死刑，王连禧是其中之一，但由于被鉴定为有精神障碍，改判为无期徒刑，后又减刑至二十年，最终于2007年7月出狱。
出狱并未让他正常地回归社会，一年后，北京奥运会前夕，他被居委会送进精神病院。徐永海说，王连禧有些傻乎乎的，“他应该是精神发育迟滞，这个诊断应该没问题，他就是老百姓所谓的‘傻子’”，但他坚持认为，王连禧可以正常生活，无需住院。直到大半年后，王连禧才得以解脱，前几年他才被送入了养老院。
徐永海2009年才偶然得知王连禧的事情，开始定期去看望他，带去自己所在教会对王连禧的关心，以及外界给他的捐款。
徐永海自己也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徐永海曾去过靠近西单的邮电医院，当时那里是容纳最多从广场上转过来的伤员和死亡者的医院之一，他还帮助包扎了伤员，“现在想起来都想哭，......哎，都激动。”那个时刻也改变了徐永海此后的人生，“真的，当年就想到，我们这个国家需要上帝，需要耶稣，需要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立志，希望为主传福音，希望爱能救这个国家。”
一份"欠债"、一份感情
徐永海是出于宗教信仰，去帮助王连禧。李海则是出于亏欠的心理，去寻找那些因为参与89民运而遭到迫害的北京市民。
1989年时，李海在北京大学读哲学系研究生，天安门学运期间他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络部部长。六四事件后，李海在学校侥幸“过关”，还能继续读书，但他始终觉得对参与八九民运的北京市民有一份欠债要还，“在整个运动中，是他们热情地帮助、支援了学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并且死亡者也是他们占多数。”
六四之后，外界的目光基本上集中在广受关注的学运领袖身上，中国政府也极力对外隐瞒大量普通市民被抓被关的事实。从1991年开始，李海花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整理了一份遭中国政府关押的522人所谓“暴徒”的名单，并交给位于纽约的人权机构“中国人权”发表。
李海说，这些市民普遍判得比较重；他举例说，王丹才判了四年，但被抓市民的刑期则可能多出几倍，“捡一个军用挎包，就以抢劫军用物资的罪名判八年、十年，这样的，”并且，这些人又多数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他们通常都比较年轻，而且多数都有家庭，有妻子、小孩，而且（家境）都是比较困难的。”
李海提及的市民被重判的现象不仅在当时的北京，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目前流亡荷兰的姜福祯1989年时在山东青岛参与民主抗议，当时是工人的他因为在青岛海洋大学贴出了《讨逆民之贼李鹏书》，被当地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1994年底姜福祯出狱后，生活稍微安定，便开始寻访周边地区因为八九遭到迫害的人群。姜福祯有些“谦虚”地说，在这群人中，他还不算最惨的，“在青岛来看，我判得不算重，这些人判十八年、二十年的都有。”
姜福祯寻找八九难友的行动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他对记者说，有时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种感情，我就觉得这帮人太冤枉、人生太悲惨，被判得这么重，有的人说实话并不是有什么政治追求，就是个人命运悲惨。”
不可能的统计
对于这个因为参与八九民运受到迫害的群体，似乎自始至终就没有过完整的统计。
现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对记者分析说，除了前面李海提供的那个名单外，其他途径已经很难获得相关统计，“现在再想找这些历史的话，找到当事人来叙述，他们不一定愿意来叙事。”
作为八九民运重要领导者之一，王军涛在六四事件后被中国官方称为民运的“幕后黑手”，因此被判入狱13年，但到1994年在国际压力下保外就医，去了美国。
王军涛说他能够理解那些受迫害当事人的心态，“有的人在监狱里面受了酷刑，出来之后也很害怕，所以接触这个群体不容易。他们当时如果不认罪恐怕命都没了，但如果认罪了，就很难再去接受境外机构的访问。”他指出，李海收集那个名单的时候，是在境内的。而因为那个名单，李海于1995年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在另一方面，当时民运群体内部也存在分歧。王军涛说，“89年六四事件后，有很多人为了说明自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残忍无道，就都想跟所谓的‘两乱分子’作切割，也就是共产党说的参与暴乱和动乱的人。”他强调，这种心理使得那批参加抗暴而受到迫害的市民的遭遇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目前担任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的周锋锁告诉记者，“中国人权”从90年代开始就在收集中国良心犯的信息；对于八九这一批人，李海提供的名单就是他们重要的信息来源，但他们也并没有对这批人的全面性统计，“大部分地区不可能去作一个系统的调查，比如说这个省、这个市、这个县究竟有多少人受到影响？”
周锋锁对此有个估算，“我想整体上这个受政治迫害的群体十万人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年常驻纽约的周锋锁每年都能遇到一些属于这个群体的人，“前两天在温哥华碰到一个朋友，当时（89年）是一个中专教师，当时被剥夺城市户口，发回原籍。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对这些人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有人熬出来了，也有熬不出来的，一直生活在困苦当中。”
职业就是受迫害
李海2004年从狱中被释放后，就一直处于无业的状态，他有些戏谑地说，他的职业就是受迫害，“就是不断地躲避警察的上门骚扰，有一年他们就上门16次，一会儿走一会儿留，就是你不可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有一年他们在门前一看就是半年多。”同时，李海还随时可能被警察绑架，甚至都不需要缘由。
李海无法找到正常的工作，所以在很多年中，他都是靠朋友的帮助勉强度日，“非常随机的，总是有一些朋友帮一些，大家知道了，就凑点钱给我，正好够我维持生活的，就是这种来自不确定来源的帮助。”
虽然这点有限的帮助在李海看来应付生活已经足够了，但他坦言，总体上大家对这个群体的人帮助还是很少，“06、07年的时候，大家呼吁帮助某个特别困难的朋友，凑到最后也才两三千，还为此吵得一塌糊涂。”
记者从了解八九一代遭遇的人士中，听到的大多数是生活窘迫的各种案例。现居纽约的原1989年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吕京花对记者提到了今年初在贫病中过世的齐志勇、生活困苦但从不要外界援助的董盛坤；周锋锁则提及了去年在病榻上死于火灾的何家维，“外界根本不知道的，服了重刑、终身生活在困苦中的这些人非常多。”
从2007年开始，周锋锁和几位朋友通过其创立的非盈利组织“人道中国”为这些在国内的八九难友持续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我们每年都会资助这种因为89受迫害的人，其中不少人已经离世。”他强调这些资助都是小额的，“就看是否是紧急需要，一般至少五千人民币，需要更多的可以再多一点。”他算了一笔账：“人道中国”为资助这个群体每年要支出约四万美元，覆盖的人员范围约三十位左右。
周锋锁也提到，比“人道中国”更早的，八九受迫害者孙立勇2005年在澳大利亚创办“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常年为国内的这个群体提供经济援助。身在纽约的吕京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为她认识的受难人士提供资助。但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民间资助对于这个群体的庞大人数来说，显得是杯水车薪。
长期在底层生活，也给这个受迫害群体中的很多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损害。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都提到，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患有抑郁症或有其他行为上的问题。
也有部分因为89年受到清算，但此后远离政治的受难者又“成功”融入了中国社会。六四后曾被关入秦城监狱的当时清华大学的大四学生李恒青已身处美国多年，他告诉记者，“现在我还保持联络的这些人中，有些做企业做得很成功，比较活跃，要么就是在清华留校做教授的。”但他也承认，这些人在八九受难群体中仍然属于少数。
被迫去国
一方面政治迫害无休无止，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生活日益逼仄，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想到了离开中国。
工人刘济潍1989年因为在山东潍坊参与民运，在街上书写民主标语，被当地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实际坐牢六年。但从1995年出狱，到2017年离开中国，刘济潍说自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在中国这二十多年，我就觉得像是待宰的羔羊，被捆在台子上，那刀子随时可能落下来，而你又无能为力。”
这二十多年，刘济潍主要忙着生计，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但他发现自己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刘济潍是不能去北京的，一旦被发现去北京，他就会被当地警方强行带回潍坊。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建立其覆盖全国的数字监控体系后，刘济潍更是觉得自己毫无自由，“你无时无刻不在他的掌控中。”
邬萍晖比刘济潍早一年来美国。他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非走不可了，“再不走我就觉得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事件，正因为如此，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惴惴不安，从深圳机场转北京机场，直到飞机在旧金山落地，我才有一种彻底自由、彻底释放、彻底放飞的感觉。”
邬萍晖1989年时读大四，因为在运动中书写反对邓小平的标语，以“诽谤罪”被判一年半有期徒刑。出狱后，邬萍晖与民主人士圈长期保持着联系，并参与到他们的一些行动中。2010年代，邬萍晖参与广州的新公民运动，这给他带来了危险，“我出国之前一年多的时间，经常聚会的人中就有好几个人被抓。”邬萍晖庆幸地说，幸亏他在2016年离开了中国，不然也已经再次沦为阶下囚。
心跳继续停留在那个时代
像邬萍晖这样在六四后，继续冒着巨大风险，在国内从事与推动民主相关活动的八九受难者只是凤毛麟角。不少人转换了思路，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和个人的作用。
朱利全在1989年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曾短暂担任过南京高自联主席，六四事件后，他同样遭到关押。出狱后，朱利全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但由于他绝不承认自己在民运中有错，朱利全此后的人生发展处处受压。朱利全告诉记者，“你心怀天下，但天下不关心你，这个政党也不可能给你施展才华的机会了。”
出于对中国政局和生活的失望，朱利全于2010年移民加拿大。朱利全说多年来，他仍然以“火热的心”关注着中国，“我偶尔会给朋友讲，我们的心还很年轻，还停留在1989年那个时代跳动。”
但朱利全说他是谨慎的，如何推动中国的变化仍然取决于人民的态度，“时代和命运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出来；但不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站出来，但我认为你站出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没有必要站出来。”他暗示，中国当下还没有足够多的人表现出要改变命运的决心。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伍檫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