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半个世纪前提出的所谓“枫桥经验”再次受到中共领导层及宣传机构的热捧,但民间舆论却对此深感不安。“枫桥经验”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为何在此时重现中国?
上周,中国负责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的中央和省级领导人在浙江绍兴召开大会,纪念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紧接着,新华社等官媒发表多篇文章,为枫桥经验推波助澜。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如今又重点推出“枫桥经验”跟形势有关,
“它首先是中共当局强化对社会的控制,面对着中国经济下行,民怨在增加,传统的维稳方式耗费大量财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捡起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
枫桥经验的关键词是社会治理。1961年,在中共中央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气候下,以公安机关为主导的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被暂停。但在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1963年,为了继续阶级斗争,毛泽东开始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四清运动。
在此背景下,由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主导,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率先开始,由公安机关支持建立的社教工作队组织群众对所谓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反复批斗,就地监督改造。
“枫桥经验”的主要特点是由原先通过司法程序来惩治阶级斗争的对象,转为实行群众专政。舆论普遍认为,这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1963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得到极大地发挥,大批基层干部和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一书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420万人被非法关押审查,超过172万人非正常死亡,还有众多家庭被拆散。
胡平认为,枫桥经验反映了这个政权的根本属性,
“它完全是秉承了共产极权制度最基本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到他的言论,以至于思想,进行全面控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更像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描述的那种状态。”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枫桥经验曾一度被冷落。但到了1990年代,中共领导层开始重提〝枫桥经验〞。各级政府也在维稳体制上动员群众的力量,包括建立联防体制,以及红袖章大妈等。
2013年,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期间,习近平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这是时隔五十年后,又一次由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枫桥经验”作出肯定。此时,中国官方的理论书籍把“枫桥经验”解释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就地解决当地发生的各种矛盾、化解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发动民众监控民众的体制不断发展。北京继朝阳区有“朝阳群众”监视民众的举动外,海淀区的一个社区在今年8月份公开招聘所谓“维稳信息员”,协助政府监控民众。
今年重提枫桥经验,与近几年中国政府全面左转的趋势相一致。有网友认为这预示着离文革也就不远了。但胡平不太同意这种说法,
“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文革是不太可能重演,因为连毛泽东本人都不可能搞第二次文革,何况是现在的人。但是呢,就文革整体而言,它的实质是全面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做法就是文革。”
在鼓噪枫桥经验的同时,中国官媒开始重新宣扬义和团,北京还接连出现为文革平反的巨型大字报、横幅。
网络时评人士文昭认为,
“义和团和枫桥经验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受到当政者操纵的群众暴力,以无比光辉正确之名,干着伤天害理的事。”
还有舆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深陷危机,不得已使用这些历史符号重塑其威信。
(记者:王允 编辑:申铧)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