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当年参与了北京六四抗议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除了清醒反思共产主义专制体制之外，不少人随后变身成为反抗专制的行动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采访了三位亲身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士，他们虽然身在海外，却都不约而同地投身到反抗专制的行动当中。
“当天晚上我是在木樨地和西单之间的街上。”
三十年前，何先生仍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至今，他仍然记得1989年6月3日夜里和6月4日清晨的事情：
“那时候天比较黑了，军车和军人走过来，就像鬼子进村一样。然后在西单那里被堵上了，就开枪了。本来我们不相信会开枪，看到伤者才相信。大家很激动，开始唱国际歌，喊口号。然后当兵的就开枪扫射，跑不及的就遭殃了。”
他对自由亚洲电台描述了他当时在长安街附近的所见所闻。作为中国顶尖大学的研究生，何先生之前一直是中共体制的支持者，直到六四事件：
“当时同学生病，送到了医院……”
当年正在山东上大学的傅希秋，六四凌晨因为在医院陪伴生病的同学，并未在街上参与围堵军车的行动，但也在医院中听到了密集的枪声，看到了接踵而来的伤者。回到山东之后，逃回来的同学，也证实了当夜北京的惨状：
“有同学从天安门逃出来，衬衫上还有血，跪在学校门口，大声哭喊‘他们真开枪了’。”
傅希秋后来成为基督教牧师，现在是美国基督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多年以来，对华援助协会帮助了众多的中国基督教地下教会信众的维权行动，傅希秋本人，也参与过多次援救中国维权律师和家属的行动。
傅牧师表示，除了认清中共专制体制以外，每个人也必须采取行动，才有可能促使中国发生真正的改变：
“六四一声枪响，等于惊醒了我们的梦。但是，只是喊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是每一个人一点一滴地做事，水滴石穿，才能改变中国，也才能让中国人看到希望。”
在美国科技公司工作的何先生，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何先生参与了突破中国网络封锁软件的开发，包括自由门和无界网等，这些爬墙软件，至今仍是许多中国人了解外界真实信息的重要工具：
“中共所有的努力，就是让大家忘记。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传播中共残害人民的真相，中国才有希望。”
“真正的政治转型，必须有各种利益驱动在背后……”
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1989年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为被认定为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1990年王军涛被捕入狱，后被判刑13年。1994年，北京将王军涛从监狱送到机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他流放至美国。
2007年王军涛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反思作为一名宣传民主价值的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的进步：
“六四30周年之后，就是要在全国各个县建立民主党的支部，招到自己的人。我相信现在找到希望跟共产党死磕，希望实现民主的人并不难。现在就是要树立起旗帜，这样我们在海外，就不仅仅是声援中国那些相对范围较小的各种权利运动。”
他认为，人类的任何进步都必须由众多的个人采取实际行动，所有的政治理论，也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才能发挥作用。
六四屠杀，并不仅仅是三十年前一次已经血色消褪了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集体意识转折的标志，它促使了中国人对民主转型更深刻的思考，并在随后化为各种各样的行动。在中国大陆，众多的知识分子因此采取行动，不少人也因此而入狱。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年轻人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王军涛相信，六四事件，中国人再次以血的代价换来了群体性的醒悟，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影响中国的未来走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