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在华盛顿召开听证会，邀请中国问题专家就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发表看法。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的报道。
参加听证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波士顿大学教授美尔－戈德曼以及在美国纽约出版的中文杂志《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戈德曼首先发言说，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存在由来已久，孙中山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只有在共产党建政以后的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完全被迫陷入了沉默。戈德曼进而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独立于官方之外的公共知识分子，活跃在民主墙运动、八九年民主运动中。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发表文章或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把他们的政治见解公之于众。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戈德曼说，随着中国民主党的建立，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关于这个党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你看到知识分子、工人、生意人团结在一起，组成这个党。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新鲜的事情。”
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在发言时，把中国当今的公共知识分子分为五类：互联网作家、记者、讽刺小说家、某些领域的活动人士以及律师。林培瑞说，北京的独立作家刘晓波、余杰等就是敢于直言的互联网作家的代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春桃代表了敢于揭露真相的记者；活动人士中有知名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丁子霖以及为艾滋病人维护权益的万延海、胡佳等。林培瑞特别介绍了一些律师的大胆的做法。他提到为陈桂棣夫妇辩护的浦志强，为拆迁户打官司的郑恩宠，还有律师为法轮功辩护：
“他们不必说那些中国政府不愿意听的话。他们为法轮功成员辩护时说，我不是法轮功成员，我不迷信，但是他们应该有言论自由，他们应该有结社的自由。通过这种方式，一些律师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发言中，首先表示胡锦涛掌权以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甚至还有所恶化。他说，最近政府发起对知识界的新一轮整肃，对自由化思想和公共知识分子严词批判，禁止自由知识分子在媒体露面，一些书被查禁，一些网站被关闭，还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被传讯、解职、被软禁和拘禁。所以，胡平提醒说，不要被中国一些表面上的开放现象所迷惑：（录音）
胡平还表示，从总体上来讲，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小，因为政府现在不在乎批评。他说，在中国异议活动的空间可以顽强的存在，但是难以发展壮大。胡平认为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改革态度的一个分水岭：（录音）
波士顿大学的戈德曼则看好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起的正面的作用，而且她看到他们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能起到的作用：
“我认为如果想看到中国在人权等方面发生变化，有两个途径：来自下面的压力和外部的压力。下面的压力包括来自知识分子、工人、小生意人的压力；外部的压力包括敦促中国政府批准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也许有一天，中国会出来一个象蒋经国那样的领导人，开始民主改革。”
自由亚洲电台申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