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没有恐惧的7个星期” - 吴仁华口述“六四”史(4月24日)

1989年4月24日

北京6万学生联合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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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24日,北京大学约5000名学生在民主集会上为发言者鼓掌。(美联社)
1989年4月24日,北京大学约5000名学生在民主集会上为发言者鼓掌。(美联社)
1989年4月24日,北京市民在北京大学附近的路灯杆上读学生印制的报纸,报道学生将罢课示威。(美联社)
1989年4月24日,北京市民在北京大学附近的路灯杆上读学生印制的报纸,报道学生将罢课示威。(美联社)

4月24日, 北京38所高校6万多名学生联合罢课, 抗议军警4月20号在新华门殴打学生, 以及官方对学生4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的请愿置之不理。 然后, 北京高自联发表声明, 表示罢课将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进行, 不会有过激的行动。 那天, 有大量的学生在北京街头演讲, 向民众宣讲学生运动的真相和诉求。

同时, 学生还进行募捐, 捐款主要用于购买印刷学生大小字报的纸张。 当天的捐款情况还是很不错, 因为民众对学生运动开始有积极的反响。 清华大学的学生到中关村的科技公司募捐, 就募到了一千多元; 而北大学生在北京街头募到了五千多元人民币。 这些数额在当时是很多钱了, 很令学生兴奋, 因为那时万元户就是富豪了。

高校的大多数教师没有公开表示对学生的支持, 但一些年轻老师在私下里对学生运动予以支持。当时, 北京各高校从上到下的各级领导以及教师, 内心里对学生运动都抱有同情态度。 因此, 要不是官方高层对学生运动的强硬态度的话, 学校方面不会因学生参加罢课而处分他们的。

4月24日, 官方有好几个动作。 例如, 官方的北京市学联当天下午1点30分召开了全市高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主席的会议, 主要是要求各高校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坚守岗位, 与非法学生组织进行斗争。 所谓的非法学生组织, 当然就是就是指高校学生4月23日晚上成立的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 也包括类似北大学生建立的, 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 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也都成立了学生的自治组织。 所以当天召开的官方高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会议, 主要是为了与"非法学生组织"作斗争, 并与它们争夺学生的支持。

官方的另一个行动是, 中共北京市委4月24日下午4点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 主要是为了研究学生运动等情况, 然后商议对策。 会议认为, 学生学潮的形势十分严峻, 这场学潮已经构成了一场动乱, 学潮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领导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会议根据他们认为的"严重形势", 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 第一, 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表明态度; 第二, 国家的媒体和宣传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 大力配合, 制造强有力的舆论声势, 扭转当前被动的形势; 第三, 要求中央授权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 组织群众, 发动反击, 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 第四,建议中央尽快地拿出行动, 解决群众反映最大的和意见最多的一些问题, 以便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然后官方最大的一个行动就是, 李鹏当天晚上8点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这个碰头会的目的也是研究当下的形势和商讨应对措施。 李鹏在会议上明确的说, 学生运动已经改变了性质, 它的矛头已经对准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该会议还请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介绍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和他们对中央的四条建议。 然后李鹏还让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主任李铁映和副主任何东昌介绍学生运动的情况。 他们也认为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 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和制止。 这个会议对官方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李鹏后来也在有关回忆录中把这场会议说成是关键性的事件。 正因为这次会议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并决定对其采取强硬的压制措施, 所以最终导致后来在天安门对学生的血腥镇压。

(林坪采访)

1989年4月24日, 北京38所高校6万多名学生联合罢课。(六四档案图)
1989年4月24日, 北京38所高校6万多名学生联合罢课。(六四档案图)
1989年4月24日北京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站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楼阳台向学生演讲,他是最早公开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六四档案图)
1989年4月24日北京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站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楼阳台向学生演讲,他是最早公开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六四档案图)
大学校园罢课大字报(六四档案图)
大学校园罢课大字报(六四档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