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4周年之际，“白纸运动”后站出来的海外中国留学生，将首次以他们的方式纪念“六四”。其实在“白纸运动”期间，海内外大批中国女性勇敢发出反抗极权的声音。她们对“六四”有什么看法？她们又如何连结当年八九学运的女性领袖？
“自由中国！这仍是我们的责任！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六四不是历史！而是我们的政治现实！”刚在英国完成大学本科最后一年课程的雀氏，这天站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一角。在两个男生中间，穿着粉色外套的她格外显眼。她拿起话筒大声呼喊，向途人介绍何谓“六四”，并宣传一周后由她参与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
“白纸运动”女青年：我不是一个乖乖的小女孩了
即使喊到嗓子嘶哑，她仍努力保持声浪。 “上街你要做什么？就是要喊大声啊，你就是要抢话语权啊！一直以来都是男性比较容易抢话语权，为什么？因为女性被规顺，让你不要说话，然后男性的声音一直会没过女性。那么我就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那以后我一直大声说话，我不是一个乖乖的小女孩了。”
去年年底，受“四通桥勇士”彭载舟（本名彭立发）启发，雀氏开始在伦敦参与“海报运动”，在校园张贴反封控、支持自由民主的海报，从而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在英中国留学生，并成立了非营利组织“China Deviants” （暂译“中国反贼”）。
作为骨干成员的雀氏，积极主办各种活动，并在英国声援“白纸运动”。 “我觉得现在女权主义者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首先是做一些主导的行动。第二个就是说话要大声，大声的把自己的诉求喊出来。”
从女权主义反思极权
在中国成长、接受教育，雀氏说，她过去对“六四”的认识很模糊，只知道天安门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直到去到英国留学，被当地同学问起后，她在网上搜索，才真正了解“六四”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对她而言，真正的政治启蒙，是在英国读到的女性主义理论，从而对充满父权色彩的中国国家体系产生怀疑。
“我意识到女权是没法跟政治脱离关系的，因为我们要达到我们的权利时，我们必然需要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然后得到一些政治的权利。”雀氏说：“如果要批判共产党，我觉得它不止是一个极权政府，它也是一个非常父权、父系的体系。比如说习近平所做的一些外交手段，就像一个‘强人意识形态’，就是他要做一个强壮的男人似的。在党内的话，女性和少数民族群体也是当花瓶一样。”
被男性主导的八九学运？
而另一方面，她也重新反思作为中国反抗运动先河的八九学运。她认为这场运动，更大程度上被男性主导，女性更多担任后勤角色。然而她们的贡献，在过去30多年一直被忽略。 “当我学过一些女性主义者比较熟悉的理论，比如说权力等级、力量不平等，以及女性怎样被隐形的方式剥削，以及为何历史上女性总是被抹去。这个其实跟六四也有一定关联，六四期间有很多女性在努力，但是你会看到拍出来的照片，以及留下来的文档之类，实际上是以男性为主。”
“我觉得她的观察很尖锐。”八九学运期间，代表研究生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的王超华，是当年少数的女性学生领袖。北京市公安局在“六四”后发布的21人通缉名单中，就只有王超华和柴玲两名女性。王超华忆述在1989年4月底、胡耀邦追悼会后几天，她第一次到北大和学生领袖开会时，就是柴玲把她带到男生宿舍，引见给封从德。
她说，当年的普遍现象，就是所有学生领袖的会议，都是在男生宿舍进行，房间里头全是男生，女生更多是从旁协助，使她感受到当中的性别差异：“比如我从我们学校到北大和其他学校，去看运动进行的状况、去了解和交流时，到每一个学校去的一定都是男生宿舍。这些学运的积极份子正在某一个宿舍开会，女生在那边一般都是，积极的女生基本上成了积极男生的秘书，女生基本上是辅助和支援的角色。”
王超华在学运期间已经37岁，是学生领袖中年龄较大的研究生，因而获得其他学生领袖的尊重，比较可以不受女性身份束缚、自由发声。回望当年，王超华认为她和柴玲在学运中担当了不同角色，却都无法脱离性别色彩：“我是作为一个年龄比大家大很多，然后可以起到平衡的一个角色。柴玲是作为一个比较弱小，但是充满激情的、纯洁的、理想型的形象。从绝食开始到最后，都有一个很强号召力的形象。”
和雀氏一样，王超华同样认为，女性在八九学运中的角色，在过去30多年一直被边缘化。 “当然我一直在那儿，我本身就是一个女性的存在，但是我这个性别的身份，基本上是被边缘化，或者是被抹去的，没有被看作代表了性别的意义。这么长时间，30几年了，您是第一位找到我 ，从性别的角度来讲六四。30多年啊，虽然身为女性，虽然每年都在讲纪念，但是这个性别角色是在历史上被抹去，或被边缘化。”
在八九学运中缺席的女权声音
在当年的北京市民吕京花看来，学运中的女性领袖虽然不多，却有很多女性参与了杂务和支援工作。当年在北京开了一家服装店的她，受学生运动感染，干脆关门不做生意，推着自行车为学生募捐、送物资：“我是看着一帮学生端着捐款箱，还有一帮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呢。然后很多学生是外地的，没吃没喝的，我们老百姓能支持一点就支持吧，因为毕竟是外地孩子嘛。我们能给一点帮助就给吧。”她说，“反正那时候呼哩哗啦，市民都来支持，特别积极地给一些物资。家里买的汽水，一箱一箱给大家端出来，家里包的馒头、包子也都端出来。”
吕京花更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组织工人运动。她担任播报员，在天安门广场上播报运动的最新消息，以及各种群众来稿，传播工人及不同群体的声音。回看当时，她说学生和群众有反贪腐、争取工人权益及政治改革的诉求，却几乎没有听到争取女性权利的呼声。
“我们受的教育毕竟是传统教育，来束缚我们比较前卫的想法。包括人权啊，在我们眼里都是新单词，都是来到海外才知道。当时对妇女的权利意识有没有？可能有，但是在这场运动当中，它的声音非常弱，似乎没有特意地带出话题，说我们要提高女性的权益。”作为女性，吕京花也承认，30多年前的她完全没有意识要为女权发声。
“六四”后政治改革告终 女性成政治花瓶
王超华也表示，当年她参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当学生准备和政府对话的议题时，女权诉求从未被列入议程当中。然而实际上，她认为八九学运期间的女性社会地位，反而比文革时期倒退，原因是当中共走出文革、走进经济改革以后，包括男女平等等很多社会议题，都被放弃。
毛泽东曾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投身公共领域。然而王超华认为，随着“六四”后政治改革告终，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愈来愈低─社会传统愈来愈要求女性要规顺乖巧；在政治体制内，女性沦为花瓶 ，更成为权贵斗争中的牺牲品：“近二、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官僚基本上就是权贵，同时有权和钱。打黑打贪的时候，常常就会揪出来，谁谁谁有多少情妇，女性变为政治斗争当中，提供性服务的角色。不光是官场，包括大公司里，都变成一个理所当然、被公开接受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对女性非常不友好的社会现实。”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共二十大7名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女性，而24名政治局委员中，也20年来首次没有女性。而十四届中国全国人大中，女性比例不到27%。委员会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缺少女性感到担忧，敦促中国政府增加决策层以及政府部门的女性人数。委员会也对中国女性人权捍卫者被恐吓和骚扰的报道表达关切。
吕京花认为，正是中国目前的体制，才会出现像“铁链女”这样的悲剧。然而习近平的太太彭丽媛，虽然顶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妇女、儿童特使”的头衔，却对“铁链女”的情况不发一言：“彭丽媛对中国妇女作出过什么贡献啊？她不就是一个歌唱演员吗？她有走到基层吗？她了解中国妇女的痛苦吗？如果你要真了解，你真的代表中国女性的话，去年三月就曝光了一个‘铁链女’。彭丽媛还代表中国妇女，在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发言，我觉得简直是违背妇女代表的职衔，是不能接受的。”
从沉默到爆发 从“白纸运动”走出来的中国女性
吕京花表示，她在海外中国人权机构任职时，不少中国基层妇女不堪重压，相继冒险致电给她，越洋曝光地方拆迁、劳动教养等社会不公问题，可见中国女性当中，已积累了一定程度对体制的不满。
王超华认为，中国社会长久的压迫，使得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都站出来参与“白纸运动”，对她们表示非常敬佩：“白纸运动，我们看到站在前边的，绝大部分都是女生。包括被拘捕的，基本也都是女生，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变迁。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的意识正在进入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女性产生了自觉意识。”
曹芷馨、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四位在北京亮马桥参与“白纸运动”后被捕的年轻女生，成为了中国新一代女权运动的代表。而愈来愈多中国女性，也在海内外以不同形式发出反抗声音。
像雀氏一样，除了纪念“六四”的活动以外，她也努力举办和女性议题相关的活动：“通过让大家认识女性主义，说不定她们会慢慢觉醒一些公民意识，然后就会慢慢去批判整个政治体系。所以反而通过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论去切入的话，其实对大陆内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点。包括你看到在大陆内，其实女权运动就一直没停过。”
新一代的中国女性，正接过天安门广场上的话筒，在全球各地大声为她们的女性同胞发声。
（由于安全原则，本文中的雀氏为化名。她的声音经过技术处理）
记者：吕熙（伦敦） 责编：嘉远 网编：何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