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7月9日起，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抓捕了将近三百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等。然而八年过去了，这些已经获释的律师，却面对更大力度的逼迁、边控等压迫，更有律师二次入狱，甚至面临更长的刑期。对于他们和一直被株连的家人而言，709的八年抗战，至今仍未告终。本台记者吕熙制作了两集专题，以下先请听上集，由709人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璋诉说他们八年来的经历。
“709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的职业生涯被拦腰打断，就是我整个事业被摧毁了。”-王全璋
“我说日本人来了，我可能也就过这种日子了。我说抗日战争都胜利了，我怎么还过这种日子呢？”-王峭岭
“政府口口声声说希望法治，那我们这些律师真正去引领法治、去追求法治，在法治快要接近的时候，他怕了。他把这些最接近法治的人，要给他办了。”-李和平
“我说八周年，大家都回各自家抱孩子去了，谁还管那么多？他非要逼迁。我说我们都觉得翻篇了，他自己却不肯放过自己。”- 王峭岭
“709并没有因我的丈夫回到家中而结束。可能在他们心目中，我们就是敌人吧，让我们在国内没办法正常生活，走也不让走。”-李文足
709后 他们的人生被改写
“709大抓捕”已经过去八年了，然而对于被捕律师和一直在抗争的家属而言，“709事件”却仍像梦魇一样，一直缠绕着他们。
李和平仍然记得，2015年7月10日当天，他带着女儿开车到律师事务所见客户，当时手机上，已经不断传来同行被带走的消息。他一到律所楼下，就被一群国保、便衣包围，再把他押回家中搜查。
他有丰富处理敏感案件的经验，当时他还以为，这次被带走，和以往的情况没什么不同。
“他们其中一个领头的年轻人说，‘你还挺镇静的’，他说我有‘大将风度’。其实在中国做律师，风险是一直存在的，都被抓过、失踪过。我在2007年就曾经被他们绑架几次，所以就是没有特别谎张。没什么，那时候还算是挺镇静的吧。”
“第一恐怖的就是，他让你吃药”
不过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波大抓捕，牵连近300人，涵盖律师、维权人士、访民、基督徒甚至家属，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份。他被戴上黑头套、锁上手铐，被带到一个招待所。
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不断被蒙头转移地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审问他的人，到底是武警、国保还是公安。
这也是不少709被捕者的共同经历。李和平和很多被捕者一样，遭遇了“地狱一般”的酷刑，被折磨成“活死人”。每次提起，都让他无比痛苦。
“我觉得第一恐怖的就是，他让你吃药，灌你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反正第一天就让你吃药，吃很多种药，你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李和平说。
“第二个就是长期让你站着，保持一个站姿。所以我从709回来以后，就不能跑了。腿的感觉，从膝盖开始是分开的，小腿和大腿是分开的，感觉好像中间的铁丝断了似的。还有在里面不让你吃得饱，不让你喝水。还有就是在看守所给我冻得够呛，整个是一个系统性的酷刑。”
按剧本进行的"709法庭大戏"
被捕一年半以后，李和平被天津市检察院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过他表示，当时负责承办案件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冤案，然而真正主导案件的，却是“709专案组”，法官也只是“专案组”的工具。
李和平一直坚持不认罪，然而当时国际社会的压力，使法官焦头烂额，甚至向李和平提出，希望尽快“解决问题”。最后，李和平和法官达成协议， “我们做无罪辩护，你怎么判是你们的事”，以模糊的方式“各自表述”。
整个闭门庭审的过程，都被要求严格按照“剧本”进行，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全然不知情。而事前检察院、法官等参与者，都要参与“排练”。然而到宣判时，李和平的一句话，让“专案组”不满意，整个庭审又要“重演一遍”。
“他们让我在宣判时说‘服从判决，不上诉 ’。后来宣判时，我说的是‘保留意见，不上诉’，和他们的剧本不一样。”李和平说，“宣读完了以后，他们找的旁听演员、律师、检察官都走了，但是专案组的人觉得不妥，又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叫回来再重新开第二次庭。这其实不叫开庭，就是再演一遍，让我再说一遍‘服从判决，不上诉 ’。”
2017年4月28日，天津市二中院认定李和平 “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官方发布的消息，指李和平当庭表示后悔，“服从判决不上诉”。 10天以后，李和平获释，却碍于缓刑限制，4年不得接受媒体采访，这些被迫在庭上说违心话的细节，一直隐忍至今。
王全璋：我坚决不配合这场"完美审判"
然而另一位被捕的709律师王全璋，却始终拒绝配合演出这场“709大戏”。 “他们在这种案件最追求什么？他们追求所谓的100分。什么叫100分？什么叫完美的判决？对法官来说，完美的判决有几个关键，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参加旁听，辩护律师充分辩护，当事人认罪、服法、不上诉，然后在电视上表态。这对法庭而言，就是一个完美的审判。”
王全璋说：“他们就是追求这样的效果，但是我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做这样的配合。他们一方面诋毁律师，一方面又想从我身上实现他们完美的审判，然后安插他们的律师，我坚决抵制。”
就是这样，每次官方给王全璋安排官派律师，他都直接解聘，使法官无法推进案件、心急如焚，甚至直接向他痛哭求饶，请求他配合。
王全璋坦言，刚被关押在秘密地点的时候，酷刑使他生不如死，然而后来转移到看守所后，他的待遇有好转，也决定要利用过去为当事人辩护的经验抗争，目标是要突显公检法系统在案件上的违法行为，“让迫害机器停止转动”。
“我觉得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进入一个权力翻转的状态。他们也开始试探着，不跟我那么敌对了，跟我称兄道弟，希望我给他们面子，给他们台阶，然后他们放我。我说，你们过去羞辱我，跟爷爷一样，现在怎么成了孙子呢？我一个字都不给你们。”
王全璋说，“里面那种苦、失去自由，经过长时间的体系化，就已经麻木了。当时看守所的所长说，我干了30年警察，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办案单位，如此低三下四地对待一个被审查的对象。”
“709案最后一人”
当妻子李文足在高墙外为他奔走呼吁、希望他早日获释，而法院也急于尽快“解决”他的同时，王全璋却反而希望案件“能拖一天是一天”，目的是要使法院一直无法开庭、无法审判他，而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审讯期限结束后，变更对他的强制措施，让他取保候审。这样他就可以接受采访，说出真相。
不过王全璋坦言，他低估了最高法院的“无耻程度”。在最高法院的批准下，天津市二中院违反规定，一再延后他的案件审讯，使他成为“709案最后一人”，一直拖到2019年才开庭。结果王全璋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判监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直到2020年4月5日才出狱，失去自由接近5年。
重获自由后，他感觉自己和时代脱节，连微信支付都不会用，也无法专心做事，而深感焦虑。直到被指策划“709大抓捕”的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和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王全璋才觉得，自己的焦虑被治愈了。
“迫害你的人遭到了这样的结局。有位律师说得非常好，这些人今天的下场，是他们过去努力追求的。他们长时间迫害人权律师，有一天他们被关押的时候，他们想见的人一定是人权律师。” 王全璋说，“他们下台了，让人心大快，不仅是我，还有很多曾经被他们迫害的人，都很高兴。”
和逼迫自己的人抗争到底，也使王全璋付出沉重代价，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使他无法再以律师身份，出庭为当事人辩护。
职业生涯被毁、居无定所
王全璋说：“709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的职业生涯被拦腰打断，就是我整个事业被摧毁了。之前我办的案件取得一些成效，我希望通过我取得成功的一些案件，去影响法庭和法官，实际有效地帮助到基层被迫害的那些人。但是709事件就打断了，我过去的经验全部作废，给我的职业理想造成很大的破坏。”
除了事业被摧毁，王全璋一家也长期被监控，每到敏感日子都会被限制出入。而从今年四月开始，随着多位欧洲国家高层官员访华，当局大幅提升对他们的打压力度。他们不断被房东、警察甚至黑社会滋扰，断水断电，不赶走他们不罢休。短短两个月，王全璋一家就搬了13次家，在北京不同辖区被赶来赶去。
逃不出的牢笼
王全璋说，他能预视即使自己离开北京，也只会像当年的陈光诚一样，遭到更严重的监控。而只要他们仍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无法脱离滋扰。被问到是否想离开中国，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夫妻二人尝试申请护照，都一直被拒绝。
同样被逼迁的李和平一家，虽然成功办理护照，却在上月飞往泰国时在成都机场被拦截。警察宣读的限制出境通知书，说他们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李和平说：“出入国境是公民的权利，如果有这个权利，我可以选择留在中国，也可以选择离开中国，这都应该是自由的。但现在客观上，他也不让你离开中国，他已经限制你了，把你的选择权剥夺了。”
没完没了的压迫
被吊证、被监视、被逼迁、被边控，更有像李昱函这样，为709案律师辩护的律师被捕；而余文生律师更是二次被捕，这次更连带妻子许艳，都一同被控告国安相关罪名。而许志永和丁家喜两位律师，早前都因为“厦门聚会案”，分别被重判14年和12年徒刑，比“709案”被告的最高刑罚更重。
对于中国人权律师而言，709的八年抗战，不知何日告终。
李和平说：“你说709结束了吗？对王全璋一家和我一家， 公开想把我们驱离北京，不让我们在北京租房子，断水断电，不让我们在这里住。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他们都这样离谱地违法。你说709结束了吗？”
709后 中国法治建设灰飞烟灭
王全璋认为，在“709大抓捕”前后，中国官方通过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师职业规范》，以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把中国人权律师的抗争空间全部消灭，直言对中国法治，不再抱有希望。
而对于李和平而言，709使他一直在做的禁止酷刑研究，以及推动在中国引入裁判团（陪审团）制度的工作，都被中断。而“709事件”也成为中国法治倒退的开端，律师不敢再说真话。
“706案件使中国正在谋求的世贸组织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谈判，釜底抽薪了。第二，你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成果灰飞烟灭了。一个是法治建设成果，和经济建设成果。我觉得是709案件很大的社会遗害。” 李和平说，“政府口口声声说希望法治，那我们这些律师真正去引领法治、去追求法治，在法治快要接近的时候，他怕了。他把这些最接近法治的人，要给他办了。”
他苦笑说，“709事件”为他带来的得着，是让他亲身体会酷刑，经历了一次中国法制“深度游”。然而他仍然坚信，一个国家要往好的方向发展，法治不可或缺。他引用了已故中国泰斗级律师张思之的一句话：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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