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7月9日起，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抓捕了将近三百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自此，"709家属"的人生也一同被彻底颠覆。有被捕者的妻子从"岁月静好"的家庭主妇走上漫长的维权之路；而"709政治犯"的第二代也被"连坐"，被剥夺了正常居住和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对于他们而言，709的"八年抗战"至今仍未结束。本台记者吕熙制作了两集专题，接下来请听下集，李文足、王峭岭和王宇诉说她们和子女八年来的经历。
“我是政治犯家属。我们这个家庭跟普通人生活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李文足
“我女儿就老是问我一句，这里我们能住多久？就是孩子上不了学，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又不是很安稳。她就会问那些东西。其实很难过。”- 王峭岭
“骨肉分离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但现在我不单是被限制出境，连护照都不给办，所以我觉得能和孩子见面的机会，真的是遥遥无期。”-王宇
“709大抓捕”已经过去八年了，然而对于被捕律师和一直在抗争的家属而言，“709事件”却仍像梦魇一样，一直缠绕着他们。
“要把我们母子逼死才罢休吗？”
“你们干什么？土匪吗？你们耍赖！躺在我们家门口！” 从今年四月开始，“709律师”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一家，就在北京各区不断被赶来赶去。从出租屋，到民宿、酒店，甚至是朋友家里，他们或被房东强行驱赶，或被断水断电，或被身份不明人士堵门滋扰。当局为了把他们赶出北京，无所不用其极。
十岁的儿子泉泉也跟着父母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有一次半夜的时候他们冲进来，大声叫骂，然后又摔东西。”李文足说：“我们的孩子受到很大的惊吓，吓得他生病了、流鼻血，整个人就虚脱了。然后他就清楚地跟我说，‘妈妈，我浑身没劲，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这几天能不能就让我在家里休息？连网课我都上不了啦！’”
某天深晚，李文足一家刚在新居住下，公安就以“查吸毒”为由，要求进屋检查。被吓坏的泉泉第二天问妈妈：“今天晚上警察还来吗？”一向坚强的李文足忍不住在推特上写下了一句：“难道要把我们母子逼死才罢休吗？”
“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孩子上学也被中断，跟着我们到处住宾馆，不停换住的地方，过程中对我们的精神和心理是有大的伤害的，尤其是对孩子。”李文足说：“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会感觉很绝望。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不讲法律的，也不讲规则，就让人很痛苦。你就无所适从，这样做也不合适，那样做又不对。”
709后 两个受伤的灵魂
八年前，李文足一直是个“岁月静好”的家庭主妇。然而丈夫王全璋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突然被捕后，一直音讯全无，李文足就被迫踏上维权之路。儿子也跟着妈妈一起，全国各地到处“找爸爸”。
直到2020年4月，王全璋终于刑满获释。被高墙分隔四年多的夫妻，一个在狱中遭受酷刑和精神折磨，一个在墙外为了“寻夫”，而身心受创。
李文足说：“王全璋是遍体鳞伤地回到家里。对于我而言，从一个简简单单过日子的人，经历了709后四年八个多月长期和公检法和警察打交道，也遭受了暴力对待。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我也是受了创伤的。每天就是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每天就是很恐惧、很紧张。所以我跟他也是两个受伤的人。”
“我是政治犯家属”
两个受伤的人，花了很大力气，才互相治愈，弥合长时间分别后带来的冲突和矛盾。不过一家人仍未能过上安稳日子。
“王全璋回到家后，我们仍被他们随时随地监控。他们所谓的敏感日期时，还是会有警察堵门，限制我们的自由。警察也会经常跟王全璋谈话，给他一些要求，你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李文足唏嘘慨叹： “尽管他从监狱回到家中，我们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我是政治犯家属，我们这个家庭，我觉得已经跟普通人的生活不一样。”
今年中，他们在短短两个月内，被迫搬了十三次家。无奈之下，李文足只好和儿子一起回到湖北老家暂避，剩王全璋一人独自留在北京。被“709”分开四年多的一家人，又一次被拆散。
“孩子是我的软肋”
和李文足一样，王峭岭在丈夫李和平被捕以后，成为了“709政治犯家属”。学法律出身的她，一直像“709太太”中的大姐一样，在前方以法律原则和公安、国保辩论，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和程序，为丈夫据理力争。
不过刚强、乐观的形象背后，王峭岭反覆强调，自己并不勇敢，只是因为“责任”二字，而为亲人苦苦抗争。为了防止公安找上门而要把日用品寄到别处、每次回家都要提前关手机，为了逃避被逼迁而东躲西藏，还有维权路上承受的种种委屈，回忆过去八年，王峭岭不禁哽咽。而一双儿女，更是她的“软肋”。
“我女儿就老是问我一句，这里我们能住多久？很难受的，非常难受。就是孩子上不了学，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又不是很安稳。孩子就会问嘛，她就会问那些东西。其实很难过，现在让我回想还是很难过，因为当时也不知道丈夫的生和死。”
被标签的"政治犯"二代
王峭岭的女儿今年十三岁，除了是“政治犯”二代，也是“非京籍学生”。因此在女儿的成长过程当中，不断被学校以暂住证、借读证等文件刁难，不让她读书。这是“政治犯”二代面对的普遍问题，而尽管少部分孩子能够成功入学，“政治犯”二代的身份也让他们的校园生活过得并不快乐。
“我们有律师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就是很受排挤。有一个叫谢燕益的律师，他两个儿子，很明显的，学校老师、校长，包括同班同学，都说他们是‘反革命’的儿子，就排挤他们、鄙视他们。就是用各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跟霸凌差不多。包括老师也是这样，老师也会歧视他们。”王峭岭说。
"政治犯"二代的大学梦
王峭岭的女儿现在和李文足的儿子泉泉一起，在朋友办的家庭学校学习。虽然二十多个一起学习的孩子当中，各个年级都有，程度各异，但总算暂时解决了女儿的上学问题。然而在女儿高中毕业后，可能就要和哥哥一样，无法升读大学。
2018年，当时王峭岭十八岁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原本打算到国外读大学。然而作为“政治犯”二代，他的护照无法办下来。他最终放弃了到国外升学。
王峭岭说：“第一，他是考虑家里的经济压力，因为他父亲回来以后不能执业了嘛。第二就是他的护照没办下来，他说就是申请了大学，花了申请费，也是出不去。他其实已经给一些大学写了申请了，补一下文件就可以发录取通知了，但是后来他就放弃了，因为拿了录取通知书还是走不了。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难过的。”
无法出国读书，而作为“政治犯”二代，也无法通过国内大学的政审，王峭岭的儿子，就这样被硬生生夺去上大学的权利。 “孩子后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他其实也很沮丧。那时候他大概十八岁吧。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每天为他祷告。”
无法掌控的人生
一边要照顾一双儿女，另一边又要照顾出狱不久的丈夫李和平。那段日子，让王峭岭不堪回首：“太难了，那个难就是，李和平律师的情绪状况很糟糕，我觉得儿子的状况也很糟糕。那时候女儿还小，八岁多。我觉得我的状况就是没有力量足以拖住两边的人了。就是我没有力量今天鼓励一个，明天再鼓励另一个了。特别难，那个日子真的过得特别特别的难。”
幸运的是，王峭岭的儿子后来自学视频剪接等技能，并到了一家教育机构工作。不过王峭岭仍然希望，能让儿子出国读书，弥补当年的遗憾。今年初，他们一家出乎意料地成功申请到护照。不过到了机场，他们仍然“飞不出去”，被当局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出境。
被问到将来有何打算，王峭岭苦笑说，对她们这些“政治犯家庭”而言，每天只能忙于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根本不可能作长远规划。 “八年了，到今年突然逼迁升级，我逼迁逼得很紧的时候，我说我有护照，我试试能不能出得去。到出不去了，我就想到哪里能不被驱赶。对我们而言，长远的目标比较奢侈，我们都只能应急，应付现在。”
为了出国读书 "政治犯"二代一年内两度被捕
同样被打断人生规划的，还有“709案”中首名被捕的律师王宇。公安在2015年7月9日凌晨把她带走后，再于首都机场带走她同为律师的丈夫包龙军，以及正准备到澳大利亚读书的儿子包卓轩。当时他只有十六岁。
“他父亲打算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安排好了再回来，结果父子俩在机场同时被抓。”王宇说：“我先生回来后说，我儿子当时被抓的情况，跟大人没什么区别，也是有几个便衣警察，给孩子反起双手、戴上手铐，这样被带走的。而且当时我儿子是未成年人，被羁押了三天。”
早在“709”以前，包卓轩已经因为父母经常代理敏感案件，而长期被骚扰，留下心理阴影，因此迫切想要离开中国。同年十月，包卓轩在维权人士协助下，打算偷渡到缅甸再转往国外，却在缅甸被捕，移交中方。这一次，他被关押了半个多月，才被送回内蒙祖父母家。
当儿子成为当局筹码 她被迫认罪
而另一边，一直被关押的王宇被当局威迫利诱，要她在电视上认罪，甚至把她带到了央视的摄影棚，想偷录她，都被她强硬拒绝。直到有一次，公安利用王宇的儿子作为武器，成为压垮王宇的最后一根耕草。
“有一次，审我的警察就说，王宇啊，你自己想想，你还想让你儿子出国？你要是都不能从这里出去的话，你儿子怎么能出国呢？”王宇说：“他跟我说了这话之后，我确实当时就无语了。回到监室之后， 我当时接连三天没有睡觉，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就下了很大的决心。”
2016年8月，港媒《东方日报》突然发布王宇的专访，透露她已取保候审，并“认罪悔过”，又批评外国炒作事件。事隔七年，王宇承认，当时被关押十三个月后，几乎与世隔绝，在讯息不对称之下，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才选择认罪。
然而王宇获释后，当局继续把他们一家软禁在内蒙二十四小时监控，相当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当局也没有遵守诺言，让包卓轩出国。而王宇更发现，儿子在羁押期间遭受了暴力对待。
祸延后代的酷刑、监控
“有一次因为孩子不听话，我就说儿子，你不听妈妈话，妈妈受了多少苦啊？你知道妈妈五天五夜不让睡觉、七天七夜被戴手铐脚镣。结果我儿子说，手铐脚镣谁没戴过啊？”王宇说：“当时我就崩溃了，这么瘦弱的孩子，他们怎么忍心呢？而且我陆续知道儿子被打、被扇耳光的情况，被拿棒子从后背打。”
原来在包卓轩获释后，家中老人就发现他的身上和脸上都是伤痕。包卓轩当时诉说了被迫戴上手铐脚镣、不让睡觉，并被迫做虚假笔录的经历。因为怕父母担心，也不想带来二次伤害，包卓轩一直没有跟父母说。王宇后来也是从家中老人口中，才零零碎碎地得知儿子遭受的非人待遇。
被逼得抑郁的"政治犯"二代
2017年3月，包卓轩被精神科医生确诊患有抑郁症和焦虑。同年年底，包卓轩准备从天津飞往日本时，再被边控，护照更被剪掉两个角作废。他的状态就变得更差。
“他就会把自己关到自己的小屋里，不管天气多么热，他也把窗啊、窗帘啊，门啊全部关上，谁也不让进。就是吃饭会出来吃饭，剩下所有的时间，他都不跟我们交流。他跟我说，如果走不了的话，他就去跳河。你想多可怕啊，当时我特别特别害怕，我都吓死了。”王宇说。
两个月后，包卓轩终于成功拿着补办的护照，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正当王宇为儿子情况大有改善而欣慰时，包卓轩在澳大利亚再被人跟踪，使他的抑郁症发作，要服药治疗。他之后在2020年转到美国，并成功申请政治庇护。
从2018年到现在，王宇已经有五年半没见过儿子。
“虽然孩子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但毕竟骨肉分离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机会去跟孩子见面，但现在我不单是被限制出境，连护照都不给办，所以我觉得能和孩子见面的可能性，真的是遥遥无期，确实也是很悲观吧。”
被迫骨肉分离、被剥夺正常居住和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家人一同被监控、承受精神折磨，成为了中国“政治犯”二代的共同成长经历。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和“改变中国”最新向联合国提交的人权报告，以王全璋、王怡牧师等多个家庭作为案例，讲述中共如何把未成年儿童作为人质，对他们施以强制隔离监禁，甚至暴力酷刑，以此胁迫人权活动人士，要求联合国和其它国家调查。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李文足、王峭岭和王宇，无一例外地表达了想要离开中国的希望。当下这个愿望未知何时才能成真，而王宇也不忘把握微小的发声空间，为李昱函、余文生、许志永等仍然被羁押的中国律师发声，希望外界持续关注这些牺牲个人和家庭，勇敢为正义而战的中国律师。
记者：吕熙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