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政府上台，拜登的对华政策团队也陆续就位。这个团队集合了新生代的中国通、民主党鹰派的外交智囊以及曾尝试与中国“接触”却大失所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再期望中国会从内部发生改变，而是重新强调团结盟友、达成“力量的平衡”来对抗中国。由于外界对这个将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深远影响的团队的很多成员知之甚少，本台记者唐家婕采写了两集专题报道《揭密拜登的对华政策幕僚》，今天播出上集: 鹰派老将与新生代“中国通”。
“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将是21世纪的标志性竞争。 ”拜登政府上任第一周，白宫发言人莎琪（Jen Psaki）在记者会上为美中关系作了清晰的定义。
美国政权交接以来，从白宫、国务院官员到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各级官员就中国问题的表态，正传出一致的信号：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大方针，对“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採取强硬立场。
国安会重组 “围绕中国、中国、中国”
在华盛顿一月的凛冽寒风中，拜登的中国智囊团队依序就位。
白宫国安会进行组织架构的重组，拜登承接了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提出的“印太战略”概念，在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之下，新设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的职位，由坎贝尔（Kurt Campbell）出任。坎贝尔管辖三位高级主任，分别是负责中国事务的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负责南亚事务的古哈(Sumona Guha)、及负责东亚暨大洋洲事务的凯根(Edgard Kagan)。
成立于1947年的国安会长期为美国总统制定外交及国安政策。这个原本因应全球冷战而设立的智囊组织，也随世界局势变化做出调整。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安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的葛林 （Mike Green） 回忆，克林顿政府时代，国安会内欧洲办公室规模仍是亚太办公室的两到三倍大，如今情况反了过来。
“(拜登)国安会的印太办公室规模的扩大是史无前例的，”葛林告诉本台，“这表明了亚洲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而中国则是如今美国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国安会内其他的高级官员们，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也都要围绕着中国、中国、中国。”
鹰派外交老将 共同交集点是希拉里
沙利文、坎贝尔、罗森伯格这三位执掌拜登中国政策的资深官员，职业生涯中一段最大的交集，与其说是奥巴马，更准确说是被视为对华鹰派的希拉里·克林顿。
希拉里在2009年至2013年担任国务卿时，沙利文是她的首席政策幕僚。坎贝尔担任国务院东亚助卿，他还是当时“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的设计师，也在2012年赴北京美国大使馆处理陈光诚赴美庇护一事。罗森伯格则曾担任当时国务院副卿布林肯的首席幕僚长，后担任希拉里竞选总统时期的外交顾问。她近年加入智库研究对华政策，尤其关注中国虚假信息战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我将中国崛起视为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地缘政治事件。”现年四十三岁的沙利文2020年5月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活动上谈到，他与坎贝尔都肯定特朗普将中国定调为“战略竞争者”的作法，但反对以冷战思维对抗中国，并批评特朗普政府用“双边关系”模式处理中国问题，忽略了盟友的力量。
“给予中国一个和国际社会合作的选项，这是可能的，而且是以一种各方都受益的方式进行，同时提供清晰的步骤。如果中国继续行进在一条让该区域其他国家都十分担心的道路上，将会面临后果……。” 现年64岁的坎贝尔则在今年1月亚洲协会的活动上进一步阐述，“(在中国问题上)，美国不仅要联合盟友，解决贸易、科技、军事等战略性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让亚洲国家明白，美国已死的谣言不对，我们将会继续在亚洲发挥强劲的、占主导的地位。”
坎贝尔也自省美国四十多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并未达到目标。“华盛顿对于重塑中国抱有太大的信心”，坎贝尔在2018年一篇文章写到，“胡萝卜和棍棒都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动摇中国。”
八零后 “新中国通” 登场 看中国“更现实”
在拜登国安会的中国相关任命中，还有两位备受瞩目的八零后面孔：杜如松(Rush Doshi)、格维茨(Julian Gewirtz)接任国安会中国主任。他们与老一辈“中国通”最大的不同在于直接通晓中文、可以阅读中共官方文件的能力，以及他们接触中国的经验。
老布什时代担任国安会亚太高级主任的包道格（Douglas H. Paal）提到，对老一辈的“中国通”来说，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块记忆，是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巨变的中国；而这群坐在美国课堂裡，听着老中国通分享见闻的新生代，在近十年间第一次到了中国，却有着全然不同的体验。
“他们看着中国在内部没有变得更加自由，反而是军国主义和威权主义在不断扩张。很自然地，他们会将自己负面的经历带入当今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包道格告诉本台。
2012年，杜如松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的富布赖特项目的一员在云南待了一年。他游历喜马拉雅山、研究中缅、中巴、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在南亚的扩张有深刻观察。他在进入白宫之前担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s）中国战略计画主任，在今年即将出版的新书《长远的策略：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暂译)中，杜如松尖锐地剖析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三次外交战略转向。
杜如松认为，第一次“转向”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后，邓小平、江泽民表面採用“韬光养晦”外交路线，但却开始以贸易、加入区域组织等方式弱化美国影响力，目标是重新制定规则。第二次“转向”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看准美国衰退，胡锦涛转而强调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坚定了建立区域秩序的决心，这包含之后的一带一路政策。第三次“转向”，则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中国看准民主国家正在退出他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更有野心地挑战美国地位。
“中国希望美国在亚洲的角色有所减少，在某些国际联盟中的地位被终止、或至少被怀疑。”杜如松去年12月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上分析，中国现阶段的战略，是利用美国淡出亚洲的时机，一方面在领土上以北京的立场解决纷争，另一方面打造中国成为亚洲经济金融中心、成为区域规则的制定者，最后再以各种手段惩罚“不尊重北京立场”的国家。他提到，目前澳大利亚遭中国外交、经贸打压就是最好的例证。
拜登中国政策智囊 不再相信中国
年仅32岁的国安会中国主任格维茨(Julian Gewirtz)从小就学习中文。2009年，他赴北京知名媒体人胡舒立领导的《财经》杂志社实习。那段经历让他见证过追寻媒体自由的第一线中国记者，更促成他日后研究美中经济学家往来历史的兴趣，于2017年出版《不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国的改革者、西方的经济学家和全球化中国的形成》一书。
“在我看来，如今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加倍地认为经济政策应在许多情况下服从于政治。 这意味着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寻求新理念、在公开辩论时，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格维茨在2019年一段公开演讲中分析，习近平政权以一种“让人极为不安”的手段，把中国学术、媒体和社会许多方面封闭了起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採取这些政策的代价可能会很高。”
“他们(新生代中国通)仍对中国着迷，仍然预见有一天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重新得到发展。但他们对中国没有先入为主的盼望，也不期望中国的转变。他们是现实主义者(Realist)。”葛林说。
奥巴马执政时期，民主党内的对华鹰派仍与理想主义者有所拉扯，但四年后的拜登的中国政策团队，正在葛林口中的对华“现实主义”中找到共鸣。
这只集合了新生代中国通、民主党鹰派的外交智囊、曾尝试与中国“接触”却大失所望的理想主义者的队伍，不再以期望中国发生改变作为出发点，并且重新强调“力量的平衡”(Balance of power)来对抗中国。
今年1月12日，坎贝尔与杜如松合写了题为《美国如何加固亚洲秩序—恢复平衡与正统的战略》的文章，文中点出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北京更加大胆的“领土冒险主义”，让区域更加不平衡，而特朗普政府忽视盟友的作法，让中国更有重塑亚洲秩序的机会。因此，美国有必要重新与亚洲接触。
文中的思路是，美国应该针对特定问题建立特定机构，充分利用现有多边机制。比如针对贸易、供应链的议题，可在西方七国集团（G7）的基础上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组建“民主政体十国集团”（D10）；在应对中国军事扩张议题上，则可从现有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联盟(Quad)继续扩大。
“这群思想家们不再寻求与中国建立信任，他们认为美国必须更加强硬。”葛林补充道，而当下习近平激进的作为，只是更加强化拜登政府以及美国两党更强而有力的对华共识。
(记者：唐家婕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