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提供摄像监控技术、遭西方多国政府制裁的中国公司推出产品，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能在有人展开横幅时，自动通知当局。
率先提出报告，指出大华技术公司产品具备此技术的美国信息监测研究公司IVPM表示，大华技术公司出品的摄像机所含之人工智能技术的目的显然是要将抗议者消音。
在IPVM对大华科技提出置评请求后，大华随即删除了产品系统里关于“Jinn" 的说明脉络。然而，在已经存取的大华科技网站版本中可见该公司说明，指此科技的用途为 “社会安全”及“社会治理”—这些都是中国当局将监控和逮捕合理化的常用词汇。
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这几年里，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和政府追踪技术在中国被广泛采用，而大华科技的这个系统只是这种AI技术快速成长的案例之一。
批评人士表示，中国各地警方大量采购此类技术设备已大幅增加当局限制社会自由、控制人民，和打压特定群体的能力。
" 系统会发出警讯 "
根据 大华网站存取页面 ,该人工智能系统于2021年推出,并于2023年5 月已经付诸使用。
此系统推出时间恰与2020年全中国各地警察大规模投资地理信息系统的时间点吻合。
IPVM公司的查尔斯·若勒（Charles Rollet）表示，目前尚不知哪些地区的公安部门会使用此项大华人工智能系统，但大华科技是提供中国警方设备的主力。
他说：“横幅警讯的开发迎合了中国市场：大的政府部门，通常是警方。”“这套系统意在供警方或者某种形式的都市当局使用......总之，除非你是要追踪抗议人士，否则没道理要自动追踪它们（抗议横幅）。”
近年来在中国最知名的抗议行动 -- 抗议中国新冠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 就是由一名男子在天桥上展开抗议横幅开始 -- 这显示,该技术可能与警方相关(虽然不知道警方是否在该特定案件使用了横幅追踪技术)。
受 美国 、 英国 和 澳洲政府 制裁的大华技术为中国当局提供多种能利用生物识别数据执行预测性警务,以监督人民的人工智能技术。早先,大华技术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提供脸部辨识人工智能技术追踪维吾尔族人,也因此招致西方国家制裁。大华技术否认专门针对特定的族裔。
大华官网也曾发表一个在2020年拍的视频，演示其人工智能系统拍摄道德横幅展开的过程，但该视频随后被删除。视频解说表示，“如果在摄像头范围内监测到手持横幅的人士，而且该行为持续相当时间，则系统会向警方发送警报。”
大华技术并未回应自由亚洲电台寻求评论的要求。
警务技术设备开发潮
横幅展开监测技术是中国警方探索 “人工智能发展和该技术如何投入使用”的延续，IPVM公司的若勒表示。
中国大量收集其人民数据的做法早已行之有年，迅速扩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当局提供收集情报的新方式。
IPVM上个月也得到一份 上海公安征求人工智能追踪系统项目采购邀请 ,展现中国当局有意利用所收集的大规模数据的企图。
采购邀请告示说明：“传统警务工作需要向数字化、智能化、方便和简单的在线运作转型。”这个告示还说，“有效管理警务运作模型，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已成为公安科技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该项目旨在创建自动报警系统，向警方通报上海松江区特定人群的动向。松江区是人口稠密的郊区，居民人口包括大量学者和大学生。
该项目寻求自动追踪的“目标人群”包括维吾尔人；具有非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重点大学教职员工；外国驻华记者；去过新疆或其他类似地区的外国人；接受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嫌疑犯、性工作者和贩毒者；以及用电量不寻常的家庭。
根据该网站随后被移除的告示指出，松江公安局将项目交给上海巨一科技发展公司，该公司显然专精承包政府合同。
上海巨一科技发展公司并未回应本台的置评请求。
如同大华技术公司一样，松江区公安局在五月份 IPVM 公布调查报告后即移除招标公告，而且自由亚洲电台无法联系到告示所列专案经理人寻求评论。
" 老大哥 " 的限制
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王松莲表示，上海项目所列 26 类“目标人群”是中国当局认定的“重点人士”。
王松莲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上访者、有前科者、社会心理障碍者……等等这些人都受到警方”身体上和技术上的监控。
专门探讨中国监控手段的书籍《完美警察国家》的作者杰弗里·凯恩（Geoffrey Cain）指出，当局使用人工智能追踪人的手段既先进又毫不含蓄，正显示出中国官方对监控的看法。
他们使用的参数——跟踪横幅的展开或标记家庭用电量激增（在上海公安的招标项目中）——往往是以倒推的手法，从那些可能与被禁止的行为有模糊联系的行为，先发制人地去找出当局要打压的行为，例如抗议或挖矿找加密货币。
“这让我想起大约2016，2017 年中国开始大量使用技术监控手段的年代。”凯恩说： “他们会追踪那些突然开始抽烟或喝酒的人，或是突然间购买可以制作帐篷材料的人。
“而且这类追踪并没有特定原因，他们只说这类行为很可疑。听起来就像是他们随意选几个行为就说是不寻常的，”他说。
“好像当局是反着来的，先有果，才套个因。”
歧视和危险
但这些警务措施对受针对的族群有真正的影响。
特别是中国官方大规模监视维吾尔族人的行为是使官方得以迫害维吾尔族人的关键因素，人权观察组织的王松莲表示。
“不论维吾尔族人走到中国哪个地方，他们都会受到地方公安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执法，”王松莲说。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经常受害 -- 经常无法找到地方落脚，找不到酒店投宿。通常，当他们搭乘火车，他们会遭到调查和盘问等等。”
根据媒体机构中国数字时代 五月份关于中国警察添购地理定位系统的分析 ,中国警方投注资源添购追踪系统的热潮首见于2017年,其次是2020年,并于新冠疫情间节节攀升。
报告指出，“有些承包合约恰于政府添购其他特别针对维吾尔族人所开发的监控系统时间吻合，”“此外在有众多维吾尔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居住的区域也有相当密集的监控系统采购案。”
王松莲指出，令人担忧的在于“这些（人工智能监控）系统，视应用方式之不同，都使得中国当局能用不同方式侵犯人权。”
“当这些技术如此便宜又能广泛应用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鉴于中国政府的中资影响力，它们扩散迅速，对全球人权产生不利影响，”她说。
若勒同意此看法。他说，“我可以想见此类监控执法的作为发生在其他国家。”“我想最大的风险在于，这给其他国家开了先例，也给了他国如何应用这些技术的主意，你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