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天，70岁的麦海华看着自己奋斗了半辈子的阵地，节节退败，分崩离析。
自1989年加入支联会以来，32年来他不曾离开这个组织。他出身社工，相信人的权利，相信循序渐进的转变，和大部分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一样，他曾被嘲笑迂腐、左胶或死板，但眼下争论似乎已经显得可笑。
和面对政治清算的大部分香港公民团体与政治组织一样，支联会一度以退为守。今年六四，遭警方拒绝批准维园烛光集会之后，今年他们曾宣布不发起集会、关闭六四纪念馆、包括麦海华在内的7名常委辞职、遣散全部职员、仅7名常委留守——种种举动，一度希望减低风险，延续组织。但暴风依然呼啸。建制政客以及《大公报》和《文汇报》不曾停止抨击，罪名从最初指摘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违反港区国安法，到全面谴责这组织“反中乱港”，以及他们受“海外势力”扶助，但未指明是何势力。8月底，警方更根据国安法第43条，要求支联会在两周内提交职员名单、会议记录和2014年以来收支。支联会的退守也到此刻为止。
留守的七名常委中，除了一直在狱中的李卓人与何俊仁之外，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与其他4名常委先是召开记者会，公开声明警方索要资料的依据不足，不会提供任何资料予警方。5人很快因拒不提交资料遭到警方拘捕。在邹幸彤及支联会的罪名均升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后，已身陷囹圄的她透过法庭自辩、书信多次公开声明，支联会作为六四精神的延续者、六四记忆的守护者，必须在此刻与政权进行一场“光明正大的辩论”，自己不会认罪，亦不后退，更鼓励支联会会员捍卫组织立场，坚持抗争，不要主动解散。其言铮铮，无法力挽狂澜，但应了支联会32年来“守护记忆，战斗到底，直至最后一人”的承诺。
民主的黄金年代
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诞生于1989年5月，香港市民深切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澎湃情绪之中。与“反中”相反，麦海华说，十数个组织当时之所以汇聚一堂，“不分左中右”组成联合会，是一种朴素而强烈的爱国情绪。
“那时候的香港，不分左中右，都走出来支持学生，甚至演艺界在5月26日搞民主歌声献中华，在跑马地搞的，筹了一千多万，打算去支持学生。”麦海华回忆，众人心系大陆人民，又义愤于北京镇压学生，激昂的情绪最终汇聚成一个持续的组织，背后是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
如今，暴风吹倒了一切。香港是否退回了上世纪70年代？麦海华觉得，似曾相识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
“其实八九民运之后，有很多人离开，觉得共产党这样，我们要走了，不能和他们在这里斗下去，但我们这班人选择留下，是因为有盼望，觉得很多事情都要付出，要努力...... ”麦海华回忆。
留在香港做点什么的想法，60年代尾就萌芽了，当时麦海华刚入读新成立的香港佛教书院，读预科。学校刚创校，没有包袱，气氛自由，麦海华什么课都去试听，下课和朋友们一起啃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书。
“我有一班同学，对哲学很有兴趣，殷海光的《怎样判断是非》，黑格尔的《逻辑学》，罗素的《分析哲学》，甚至Open Society and the Enemies,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他们都照啃的，”麦海华说，后来大家把目光转移到现实中的家国社会，恰好有同学认识当时在浸会大学历史系教书的南来文人许冠三。
中共建政前后，大批知识分子从中国南迁香港，其中有钱穆和唐君毅等史学家、哲学家，也有当时20多岁的青年余英时、许冠三。 70年代初，许冠三出版月刊《人物与思想》，却因立场批判，不亲近左派，被发行商封杀。麦海华遂和同学们一起帮忙，把杂志搬运到报摊分发，许冠三又给这群中学生开小灶，讲中国近代史。
共产党的发源、反右运动、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 愈发认识中国，麦海华愈关切，他坚信，中国未来要变得更好，制度上一定要民主化，党政要分家，政企要分家，司法要独立，以制约共产党的专权和腐败。
“我们是爱祖国的学生，爱土地和人民，但对政府和政权的做法很有保留，共产党的管治有很多贪污、腐败，政策经常转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麦海华说。中学毕业后，他考上香港大学社工系，在火红年代参选学生会，打败长期当选的国粹派，成为港大第一届反共的学生会会长。
放眼70年代的香港，相似的信念正在不同板块中酝酿。一方面，教会组织结合本地力量，服务贫困基层，改善房屋医疗，一些小区组织开始形成。很多年后因发起占领中环运动而被公众熟悉的牧师朱耀明，当时刚刚投身神职，他20多岁，在被称为香港红灯区的柴湾区每日服务基层。从小失去父母、遍尝困苦的他意识到，要改变贫困不能单靠祈祷，还要真切协助百姓去谋取政策的改变。
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腾飞，教育普及，一些专业人士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开放有了更高要求，司徒华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70年代，作为小学校长，司徒华带领协调一众教师，展开了文凭教师薪酬事件的抗争，与港英政府激烈碰撞，最终取得成功，不久成立香港第一个独立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
70年代的土壤，催生了80年代的百花齐放。面对79年开始的中英谈判，人们开始为香港前途出谋划策。中英谈判没有三角凳，香港市民不能就是否回归而表态，1984年底，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声明，敲定香港以一国两制的安排移交中国，此后香港管治依据《基本法》进行。
但如何撰写97之后的小宪法？北京开放了一定程度的信息，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时让草委员在港发起《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当时已晋身立法局议员的司徒华、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均被视为爱国民主派，受邀加入草委员，而麦海华则作为社福界代表，加入咨委会。在香港本地，那数年各派人物也积极争取更加直接公平的立法局选举。1986年年底，司徒华、李柱铭等发起“民主政制促进联会委员会”，简称民促会，那是一个由91个不同的社运、压力团体组成的平台，例如朱耀明作为宗教界代表，麦海华作为社福界代表等。
当年11月，民促会召开了著名的高山会议，所有联会团体和300多名《基本法》咨委会成员一同出席，设想香港未来的政制方案。会议表决通过了“一九零方案”，即支持88年立法局选举要有一半议席由直选产生。
很多年后，在个人回忆录《大江东去》中，司徒华忆述当时支持“一九零方案”的人士，就是日后被称为香港“民主派”的始祖，他同时清晰阐述了他“民主回归”的立场：“我对回归的立场非常坚定。第一，在民族立场上，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由于鸦片战争而割让英国，是一个国耻，早应收回香港。第二，百余年来，香港是殖民地，因而远离很多源自中国的灾难；然而，我未能与祖国同胞一起经历，心中有愧。现在回归到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使我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与他们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回归。”
麦海华后来总是怀念，他印象中那个黄金的80年代。关心中国的他留意到，胡耀邦执政期间，为右派平反、恢复名誉，邓小平主张废除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和政企分家等。1984年1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写信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希望北京保障97后香港的民主自由，赵紫阳罕见亲笔回信：“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就在如此黄金年代，八九民运，爆发了。
彻头彻尾的爱国者
黄志强记得，1989年5月，整个香港都在沸腾。
他当时20岁出头，在地盘做工，很关注北京情况。当月13日，北京学生写下绝食书，宣告“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黄志强感觉义愤和不忍，开始去游行，去声援。
在香港土生土长，小时候别人问他是哪里人，黄志强答：“英国籍”。他承认自己是中国血统，但感觉不到浓烈的国族情绪，直到1989。“是八九那场运动，真真正正挑起自己是中国人的（情绪），因为见到上面的同胞，你就会直接变成是其中一份子...... 直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最快反应的是香港学生。当年4月，香港学联已经派人去北京，发现在天安门前静坐的学生需要食物、衣服、帐篷，就在香港发起筹款。5月20日，北京政府宣布戒严，政权以高压手段响应和平集会，香港民众愤怒了。当日晚上，尽管挂起八号风球，数万香港人依然聚集维园，在暴风雨中游行到新华社，抗议强权镇压平民。
5月21日，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在2019年运动之前，那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队伍从中环遮打道出发，横跨整个港岛，走到北角，又走到跑马会集会。司徒华在回忆录中记载，民促会在集会中决议，扩大民促会组织，支持北京学运，由此，“全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委会”就在百万游行中成立了。
“支联会的成立是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延续。”麦海华认为。
黄志强很快成为支联会的义工。当时全港动员，小巴司机、的士司机纷纷挂出旗帜参与义载，乘客的收入就成为捐款，街市菜档也卖菜筹款。他穿着写有“爱国爱民 香港精神”的支联会T恤去义工，司机都不肯收他钱。
一度，无论左中右的团体都加入了支联会。为了筹款，支联会常委岑建勋想到发起一个大型文艺晚会。很快，5月27日，他们在跑马地发起“民主歌声献中华”，几乎所有香港影视界艺人都前往表演，梅艳芳、邓丽君、罗文、谭咏麟等数十明星聚集一堂，一晚筹集资金1300万港元。
不料，情势急转直下。6月3日晚上至4日清晨，大批解放军驾驶坦克，从北京城外开进天安门附近的木樨地，向市民开枪清场，血腥的现场画面通过仍留在当地的记者传回香港。许多市民一宿未眠，通宵看电视直播。翌日早上，民众随即赶赴维园进行“黑色声讨大会”，整晚未睡的司徒华在发表完演讲辞之后，晕倒了。
回头看，无论对于中国大陆抑或香港，六四镇压都标记了历史上一次剧烈的急转弯。从此，司徒华、李柱铭等不再被视为统战对象，他们与中共决裂，离开《基本法》草委员；在民主回归的道路上，香港此后经历了漫长的迷失和波折，激进的声音后来倡议香港不再关注大陆民主情况，甚至主张香港独立，而另一些声音则希望在民主回归和香港独立之外进行第三种想象。在大陆，中共随后放弃了政治体制改革，同时透过经济开放和人口红利，实现了财富爆发式的增长，逐渐走上了经济实力结合威权管治这一始料未及的发展模式。
如何响应六四镇压，如何看待中共，又如何处理中港关系？六四事件之后，社会上涌现不少声音，激进的如买军火反攻大陆，挤提中国银行以冲击中国经济等。这些声音，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的勇武对抗和抵制中资的手法，隔着30年遥遥呼应。
支联会并没有吸纳这些声音。面对挤提中国银行的呼声，港英政府当时邀请司徒华和李柱铭，透过香港电台呼吁不要挤提，认为“这会破坏香港经济”，“伤害香港市民和中国老百姓”，二人做出了呼吁。
“支联会刚成立的时候，出了几期《民主潮》，提出很多激进的言词，要推翻共产党政权。后来我们发觉这样不可以，会让支联会作为一个团体，根本无法可以长远运作下去...... 如果你呼吁推翻中共政权，呼吁暴力革命，我们手无寸铁，无办法可以做。”麦海华回忆，“我们后来我们收窄了，太激进的人离开了，稳健一些的工会、团体、民主派组织做（支联会）骨干。”
承受了六四镇压的冲击，香港民主派的取态依然是抨击中共、同情中国、争取中国民主化。当时，西方多国涌现经济制裁中国的计划，民主派并不同意。90、91年间，美国计划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李柱铭作为港同盟创会主席，前往美国游说不要取消，要给中国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但同时要保障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地位。
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规定97主权移交之后，美国在经济待遇问题上，将香港和中国大陆区别对待。同一年，邓小平南巡，重申高举经济改革的旗帜，并很快表明要加入WTO。伴随着2001年成功入世，中国经济此后实现了惊人的飞跃，制裁中国的声音减弱衰退。
“制裁很难搞，怎么说中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北非小国，除非它本身不稳定，但之后邓小平南巡之后，要入WTO，整个局势不一样了。”蔡耀昌回忆说，当中国说要和世界接轨，西方国家开始享受“世界工厂”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幻想着透过全方位接触的交流，“去改变中国”。
麦海华觉得，司徒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司徒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他会认为问题由中国自己解决，外国有本身自己利益考虑，他们的利益未必一定和中国利益一致，他们做什么也不到我们干涉影响，”麦海华说，“我们应该在自己岗位上，实事求是，看如何争取逐步改善。”
incremental changes
回头看，支联会30多年来的工作，扎根香港，逐步推行。赞美者欣赏它的稳定如一，每年坚持在维园举办大型的六四烛光晚会，以至成为香港一种共同的政治仪式、集体回忆；不过，即使在民主派内部，批评者也不吝啬指出该组织僵化老套，在坚守六四记忆之外，对于实现民主中国的目标，失去了现实的举措和路径。
最初数年，支联会工作繁重。迫在眉睫的是救人。一方面，香港各派人物秘密发起“黄雀行动”，协助民运人士抵港，在港申请签证后，再移居西方国家。除黄雀行动外，民运人士也透过自己方式逃到香港求助。
在港等待签证的时间，短至数月，长达数年。“当时支联会有一个人权基金，他们来了，让他们在西贡等地方居住，隐姓埋名，我们接济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去外国之前，会给他们一些生活津贴，但之后要靠他们独立生活的了。”麦海华回忆。
牧师朱耀明当时参加了黄雀行动，他同时也作为支联会常委，协助民运人士。朱耀明接受BBC等媒体访问时表示，参与行动的有四支队伍，前后总计400多个民运人士经香港抵达外国，其中约1/4经黄雀行动负责，另外人士为自己偷渡。
整理档案也是一大重点。麦海华和夏其龙神父合力，出版了四本大书，分别整理了当时各大报纸的“头版专辑”、“广告专辑”、“文章摘录”和各种评论——在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数据库的年代，这四本合集为八九民运中的香港舆论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底稿。
“我们也发觉在香港出的单张不能让大陆看到，那就要突破新闻封锁，要将东西寄回去，”麦海华回忆，当时还没有牢固的防火墙，中港之间靠信件传递信息。香港市面有出售大陆的“地址簿”，义工们就把宣传单张、新闻等排版、印刷，再用简体字写上地址簿上的地址，大量邮寄。不时有大陆市民回信问，能否定期寄信息给他们。
“头几年，我们做很多活动，工可以不开，但不可以不搞活动。”黄志强记得，最繁忙的时候，支联会每周末都派义工去公园办八九民运的巡回展览，最终几乎把全香港的公园都借用过。
悼念六四的大型活动，渐渐形成了固定的节奏。4月清明节时，给死难民运人士献花，之后办一系列讲座，介绍大陆的公民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5月时众人放风筝——当年北京学生正是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以干扰军方直升机的高空监视。到了六四纪念日当天，早上发起游行，晚上则在维园办大型烛光晚会。
“我们相信incremental changes（循序渐进的变革），逐步的改善，”麦海华说。年复一年，和平有序的烛光晚会，逐渐成为香港政治活动的典型代表，许多普通人第一次参加公民集会，第一次表达一种政治要求，都是从维园晚会开始。
随着本地政治图景愈发成熟和多元，各种政治团体也常常在维园外摆街站进行宣传和筹款，反对悼念六四的亲政府团体也同场表达抗议——在悼念六四之外，六四晚会慢慢化作了港人每年政治情绪的风向标。
经历了最初浓烈的情绪之后，烛光晚会的参加人数一度减少，每年仅仅数万人参与。零三七一50万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之后，六四晚会见证了人数回潮的小高峰。不过，真正的高峰出现在2009年，支联会统计当年15万人来到维园，这也是警方数字最高的一年，12万人出席集会。
当时适逢六四事件20周年，也是港人对中情绪出现逆转的一年。“2008年汶川地震，是香港人对中国观感的转变开始，香港人捐款很多，但最后发现有豆腐渣工程、贪污，这件事令香港人对大陆之后有明显转变。”梁锦威说。再加上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大量游客赴港抢购奶粉、双非孕妇增加等，根据民意调查，香港人的中国人身分认同在九七后逐年上升，至2009年首次降低。
早于大学期间，梁锦威就活跃于学生会，和支联会合作，发起学生绝食，悼念六四。他生于1985年，中学时就约同学一起去参加六四烛光晚会，他总是说，对他和许多同龄人而言，悼念六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未必有很复杂的情绪和爱国感受，而是（因为）香港人在八九六四的投入，又或者是当年北京学生争取民主的要求，觉得我们需要传承下去，是一种对民主要求的传承。”梁锦威说。
2011年，梁当选为支联会常委。随后几年，香港本土思潮涌现，骂支联会的不再只是保皇党，在非建制阵营内部，对支联会的存在和纲领也出现了争论。
对于循序渐进的变革，人们越来越不耐烦了。
“释放民运人士，平凡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是支联会自成立之初就定下的工作纲领，此后在烛光晚会上，群众在烛海中年复一年的高呼要求。后来，人们开始思疑，口号喊了20多年，到底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又能否“建设民主中国”？
雨伞运动的败落以消极的方式响应了疑问。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长达79天的占领运动，并没有博得北京的妥协，习近平的强人政治，以及中央对北京重申“全面管制权”等一系列动作，让人们感觉不仅“民主中国”的目标遥不可及，就连香港自80年代被承诺的民主进程，也充满困难险阻。
人们开始质疑，香港民主运动是不是应当放下六四包袱，更着眼本地。2015年，雨伞运动后的第一个烛光晚会，学联首次表示不参加晚会，时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表示，他们不满的正是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这一纲领，他们指出每年一次喊喊口号，“只是声援、不是建设”。
同样是80后的邹幸彤，也有相似的感受。长年一边做支联会义工，一边在大陆全职从事劳工NGO工作的她，在2015年决定返回香港工作。与不少年轻人一样，她同样不满当时支联会的工作进展，不同的是，她选择的是进入其中，尝试变革。
“我的出发点是，中国一定要民主化，这对当地人来说是好的，而且中国不民主化，香港一定无运行。”邹幸彤说。
“Mission太大，认识不够”
与许多香港人一样，邹幸彤的政治启蒙，始于六四。
她生于1985年。接受《立场新闻》专访时她表示，小学开始母亲年年都会带她参加烛光晚会，在集会现场，她感受到“有人为理想献出了生命”；后来她到剑桥大学攻读地球科学，每逢六四纪念日，必留在房间看支联会的晚会直播，一个人悼念。
在大学期间，她认识了流亡英国的八九民运人士，更深入理解六四，对政治、公民社会和人权议题的兴趣也愈发浓郁。2010年，她中止博士进程，回到香港，开始帮支联会做义工，不久后去大陆NGO“中国劳动透视”工作。
再次回港之前，邹幸彤在大陆劳工维权领域工作了五年，更深入理解大陆肌理，和不同组织建立了联系。重新审视支联会的工作，她发现机构在“支持爱国民主运动”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
例如，自2000年初互联网出现之后，“反新闻封锁部”的邮寄工作就没有继续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防火墙，“起码可以教大家如何用VPN”？又例如，尽管目标为建设民主中国，但时隔多年，机构和大陆相关组织联系并不密切，也不够掌握公民社会最新发展。
她尝试变革。2013年，她第一次尝试参选支联会常委，没有被选上。她明白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推动一些改变不容易，另一方面，自创立之初，司徒华一向重视机构的反渗透工作，在人事上相对保守。直到2014年，她成功当选常委，翌年，她返港工作。当时，她已经在港完成法律学位，开始大律师实习。
对于支联会，她想做的事很多。一方面，对于中国异见人士、政治犯的支持方面，加强不同联系，同时在香港引起更多人关心大陆政治情况；另一方面，在机构内部也推动退修，大家多讨论支联会的最终目标，是否第一位仍然是争取建设民主中国，如何争取。
“不容易，知识或行动上有很大的gap，早年有很多新闻的补充，后来就不太知道中国在发生什么事，信息的gap越来越大，”邹幸彤说，六四事件过去快3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香港，现状都发生了很大转变，支联会仍然坚守着意义重大的使命，但“Mission太大，认识不够”。
“如果你30年不能回去大陆，你真的摸不到，可以帮的人在哪儿？”她感慨。
那数年，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和舆论环境都快速收紧，媒体审查越发严重，非政府组织不断受到打压，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通过，此后香港资金和外国资金愈发难以自主大陆机构。同时，威权管治快速蔓延到香港，香港本土情绪愈发浓烈，司徒华在上世纪80年代所期待的“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的愿望，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对中国认识）补课的速度怎么都比不上整个信息消息的速度。”邹幸彤感觉，招募义工参与支持大陆的工作也非常困难，一方面因为危险，另一方面，港人也愈发不关心大陆情况。
到最后，她独力承担了相关的工作，走进了“一种单打独斗的地步”。到了2019年，一个人守住的阵地，也被倾覆。当年年初，她去大陆通关时被拦截，此后不能入境大陆。
不久，反修例运动汹涌爆发。大规模和平游行遭受政府漠视之后，30年前边缘的勇武和制裁手法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和同情，支持和平合法的“和理非”和支持暴力抗争的勇武派达成一致，形成了“和勇不分”的局面；一些政治人物抛下了“同情中国”的包袱，以不同方式游说西方国家制中共或香港官员，以博取更大筹码，让政府听取民间要求。
对此，中共的响应是更高压和直接的政治清算。2020年6月30日，由中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港区国安法没有经过任何咨询，直接纳入《基本法》附近三在港实施。在以暴动罪、纵火罪等原有刑事罪名拘捕上万名前线示威者之后，政权再以不同国安罪名，检控不同光谱的民主派和承载最大反对声音的媒体《苹果日报》，70年代成立的教协、2002年成立的民阵，2019年运动中成立的612基金，纷纷在不同压力下宣布解散。
香港公民社会，剩下的似乎只有支联会了。
如果我们还能去尝试申请举办这样一个集会
2019年11月底，蔡耀昌独自去了一趟北京。
八九民运之后，他加入民主党，2004年开始当选支联会常委，很长时间不能入境大陆。直到2016年，北京表示放开对香港民主派的入境限制，让他们重新申请回乡证。
“我心里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再去北京看看，”蔡耀昌说，他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又会见了一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他感慨过去30年，世界经历了很多转变，一度，他看到中共“有一个过程是在想去改变一党专政的”，到了今天，一切大退步。
“习近平这十年将所有事情返转头，”蔡耀昌说，支联会一直抨击“一党专政”，2018年中联办时任主任王志民曾回应指，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不是一党专政，是“多党合作制”，“现在《宪法》第一条就直接插回去，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民主爱国之路是否走到尽头？如何推进中国以及香港的民主化，在2021年的此刻，成为悬浮高空的巨大问号，就连保存支联会，也必须承受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在一系列退守举措之后，建制力量仍没有停止追击。8月20日，《大公》、《文汇》引述消息指支联会或涉违《港区国安法》，警方正积极跟进调查，并将调查范围扩大至其会员团体。之后消息一度传出，支联会常委已开会通过解散决定。24日，《南华早报》以肯定语气报导支联会已经决定解散。
不过，支联会留任常委对此均不作回应。梁锦威仅仅表示，支联会近日开会，因应政治时势，讨论组织的不同选项；副主席邹幸彤则响应指，根据支联会章程，是否解散需要留待会员大会决定，又指相关报导是一种“威吓”。8月30日，《明报》再报导指，有会员向该报投诉，支联会并未通知召开会员大会，质疑管理层是否拖延解散。同一日，《南华早报》报导，警方表明一个机构解散，不代表不会继续被检控。
“如果轻易解散，觉得愧对前人，愧对支记的招牌，”邹幸彤说，她承认目前机构内部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解散救人”，以机构解散换取免于检控，另一种认为“应该保存公民社会的力量，不觉得不停跪低就可以救人”。
邹幸彤尽量撑住。警方向她个人发信，表示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43条实施细则附表5，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属“外国代理人”，要求该会9月7日之前提交一系列数据，如果不交的话，最高罚款10万及监禁半年，邹表示，“我肯定会不交的，要吿就吿。”
目前，邹幸彤已有两案在身。2020年六四事件31周年，警方首次拒绝批准集会，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市民仍自发前往维园集会，随后24名民主派人士以“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捕，其中包括蔡耀昌、邹幸彤、麦海华、梁锦威、李卓人、何俊仁等支联会多人。目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已判刑在囚。到了2021年，警方再次拒绝批准集会，邹幸彤以个人名义来到维园，警方之后以“涉嫌宣传未经批准集结”拘捕她，之后取消保释，邹一度还押，至8月初重新获得保释。
面对史无前例的高压形势，无论是机构抑或个人，都面对艰难的挣扎。作为支联会常委，黄志强多年来分管组织部，每年负责筹备六四烛光晚会，对于维园的地形、面积和人流管理，他如数家珍。今年，他决定于六四当晚留守家中。
“他在发癫的时候你没有理由行过去，等他发癫发完了，再算，”他说，六四当晚他一个人在家中点燃蜡烛，一整晚循环播放《民主会战胜归来》，他说自己没有喊，以往20多年，“已经喊得太多了”。
他最不能忘记，1992年，自己第一次当选常委，参与筹备晚会。站在晚会大台上，看见维园人头汹涌，人人手持蜡烛，气氛肃穆，大台上喊举起蜡烛，声音由近到远传遍辽阔的维园，烛海也从近到远波浪般升起。
“不到你控制的，眼泪就一直流，”黄志强说。
无论支联会前路如何，众人都明白，此情此景，以后难以重现。“到时候你申请地方，对不起啊，工联会申请了搞足球比赛喔，book了整个六月初，到时候（维园）空荡荡的。”麦海华说。
今年，麦海华年届70，黄志强和蔡耀昌50多，梁锦威和邹幸彤30多岁。他们一致的想法是，不会离开香港，继续留在这里，做点事。蔡耀昌说，起码争取支联会还在，或者“还有一些人在”，每年还可以去尝试申请办六四集会。
“无论最后来的是大浪中浪抑或小浪，我们都不会没有损失，但不希望是完全lost，可能之后有另一啲方法做到过去的事，”蔡耀昌说，“无论如何都好，下年是不是支联会去搞六四，或支联会是否还在，但支联会有一些人在，都有其他方式去做到部分的事。”
邹幸彤说，她已经做好一定程度的坐牢准备。她说，近日，朋友们相约饮酒，大家问的都是“你可以接受坐几耐？”
有人答：“10年。唐英杰都要坐9年，我们这些至少坐10年。”
“你会不会乐观了少少？”朋友这样回。
林卓曦投稿 / RFA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