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压顶下回望反送中一周年 香港人的伤与殇

2020年5月22日，北京正式宣布，计划在香港实施由中央制订的国家安全法，直接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长久以来以法治和自由见称的香港，顷刻犹如被判死刑。而中共强势推行 “港版国安法” 的理据，是指香港过去一年的反送中运动，是 “反中乱港” 势力危害国家主权。然而过去一年，从反对修例的大规模和平游行，演变成全面反抗极权的流血冲突，香港社会严重撕裂，所有香港人心裡，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到底谁要为这场风波负上最大责任？谁有能力治癒这道至今仍在淌血的伤口？

“我发梦会看到手足在我面前，被折磨、被打。”身在台湾的Mike (化名)，在接受我们访问以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虽然已经在台湾生活近一年，他的普通话仍然略带港腔。本来在香港就读大学二年级的他，从去年6月9日反送中运动爆发起，就一直走在勇武抗争的最前线。被问到为何要以“勇武”的方式参与抗争，Mike这样回答：“在香港那么多年，和平游行没有争取到什么东西，与其只有在那边等死，不如我们起来反抗。”

视频【国安法压顶下 回望香港反送中运动一周年】 【香港人的伤与殇】

从和平游行到勇武抗争 错失 的 和平解决契机

过往一年的反送中运动，也印证了他的这一句话。从去年3月香港众志发起的静坐，到3、4月，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组织的大游行，社会不同界别纷纷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提出意见、各国政府相继发声表达忧虑，都未能让港府听取民意，终于触发一百万香港人，在6月9日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游行。然而就在当天晚上，港府却发布声明，坚持把引起争议的法案，提交到立法会进行审议。在亲北京阵营把持议会的情况下，一旦法案成功进入表决程序，通过草案，几乎毫无悬念。

港府对百万市民和平游行无动于衷，“送中”条例势在必行，逼使大批示威者在6月12日，港府企图让草案在立法会“闯关”的这一天，包围立法会大楼，阻止法案通过，结果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当天，警方多次以违反国际惯例的方式施放催泪弹、布袋弹和橡胶子弹，民间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方涉及的滥权行为，但警方及港府置若罔闻，为之后燃烧不灭的民怨种下祸根。

从佔领立法会开始 " 我们已经无法回头"

港府的漠视，让大批像Mike一样的香港年轻人义愤填膺。这一腔忿恨，驱使他们在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这一天，攻进立法会大楼。佔领立法会的年轻抗争者，用喷漆涂黑议事厅裡的国徽、在牆上写上“这不是我的政府”、“取消功能组别”等字句，并在主席枱上挂上英属香港旗。

这场“港版太阳花运动”，香港抗争者以行动向世界宣告，失去监督政府功能的香港立法会，已经名存实亡。這一夜，也成为反送中运动其中一个转捩点，就如前香港大学学生刊物《学苑》总编辑梁继平当晚在立法会所说的，“我们已经无法回头”。

逃离香港 却逃不出伤痛

然而三个小时的佔领立法会，随之而来的，是港警的大抓捕，让Mike不得不流亡台湾。初到台湾时，Mike没有居留证，也没有工作证，无法在台湾工作的他，只好省吃俭喝，每天只吃一顿饭。在台湾找不到敢长租房子给他的房东，也让他一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眼下生活的残酷，却怎么都比不上从香港传来的消息。每一天，他都带着“逃兵”的内疚和自责，追看香港的新闻，直到昏昏睡去，噩梦亦随之而至。

“最痛不是以前受过什么中枪、什么警棍殴打之类的，而是我在梦裡看到手足在我面前被打、被折磨，但是我自己救不了他们，我做不了什么东西。”噩梦中吓到大叫惊醒，成了Mike的生活日常，经心理医生诊断，他患上了创伤后遗症(PTSD)，要吃药控制情绪。而不单是Mike，其他和他同住的流亡青年，都有类似情况，但彼此都怕影响对方，不敢表现出来。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他们才各自独舔伤口。

安眠药和镇定剂，让他们得以稳定情绪，但思念，却无药可治。眼看北京磨拳擦掌加强对香港的管控、摧毁一国两制，Mike形容，香港已变成”一片焦土”，他也已经有心理准备，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香港。“可能这辈子，老人家有什么病痛的话，我也不能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相见不如不见 " 黄蓝对决"下的"世代之争"

一湾海峡，让Mike和家人台港分离，但对于某些香港人而言，和家人相见，不如不见。K小姐(化名)是支持运动的大学生，也就是港人所称的“黄丝”，和“蓝丝”父亲(亲政府者)立场南辕北辙。“他看新闻，看到年轻人上街的画面，就会在家裡駡‘曱甴’，駡示威者是暴徒。”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黄蓝对决”，在过往一年的香港社会运动中，非常普遍，甚至成为了“世代之争”。然而让K更困扰的，是父亲一直患有情绪病，要持续吃药控制，社会运动却让他病情发作，情绪大起大落。她曾尽量避免触碰父亲的敏感神经，迴避和父亲谈论政治议题，却换来父亲的穷追猛打。“他就说‘怎么不能说，我就是想把你这些错误的心态扭转。你们这些读死书、读坏书’。”

情况最严峻时，父亲更变成惊弓之鸟，一看到女儿出门，就觉得她是出去示威，甚至限制她出门。“他的这种情况、这精神状态，会让我自己很绷紧和很不想回家，会让我自己很抑鬱和很抑压。”父亲的情绪问题，于是就像瘟疫一样，在家中传播。父亲要见社工，女儿就在大学寻求辅导长协助。

被推向绝境的香港年轻人

无法和解的家人、拒绝聆听民意的政府，更让部分香港年轻人对社会彻底失望。去年6月15日，35岁青年梁凌杰在香港商业区挂起反送中横幅后，从高处堕下身亡，成为第一位在运动中死亡的香港人。他最后挂起的横幅，写着“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Help Hong Kong”的字句。而在他之后，接连有年轻人因为社会运动而轻生。根据香港保安局的资料，去年6月到12月，香港平均每个月有61人自杀。

“开始有手足用牺牲的方法，去换来社会的关注，但也不见得能撼动政权。”香港青年乐队Boyz’ Reborn的主音Ben，去年7月1日的早上，差点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一天，他走上了天台。

“自己在这场运动都想不到还有什么可以做，觉得好像做什么都没有用。”事实上，从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他就患上了情绪病。到了反送中运动期间，眼看抗争者被捕、受伤，甚至牺牲性命，都让他悲从中来；但家人却一直不理解，反对他参与政治运动，甚至曾经把他赶出家门。当他情绪濒临崩溃，一度想放弃自己之际，脑海闪过的一个念头，让他决定要活下去。

“当时运动很强调‘手足一个都不能少’，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不想身边的人有事，其实自己也不能有事，因为对身边人来说，我也是手足。”他之后更鼓起勇气，在"妈妈反送中集会"中，第一次公开自己患上情绪病，再到去年病情反复的心路历程，鼓励同路人要坚强活下去。“唯有我们活着，我们才能见证一切的发展，去为这个崩坏的时代作一个见证人。”

百万人的集体心理创伤 谁可倖免?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去年9月到11月，反送中运动最激烈的时期，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疑似患有忧鬱症或创伤后压力症(PTSD)，远高于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情况几乎相等于经历大型灾难、武装冲突或恐怖袭击后。

而从反修例的大规模和平游行，演变成全面反抗极权的流血冲突。不同政见人士之间互相对立、世代之间就价值问题各不相让、警察和抗争者之间的仇恨走入恶性循环。其实在过去一年经历创伤的，并不限于年轻抗争者，而是整个香港社会。

“我想全香港人都有集体创伤，就算是一些稍为不关心政治的人。”Ben的经理人、社工Eddie这样形容过去一年的香港。“对立很严重，政权又不断去煽动一些自己的支持者站在自己的一边，去批斗那些所谓反对的人。失去了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对话的空间。”

在过去一年的示威冲突当中，他经常和其他社工、医护人员和律师一起，走在前线做人道支援工作，见尽各种残酷画面。

“年轻人整张脸都是血、整个面罩都是血，腿中了橡胶子弹走不了路，当然他们不敢看医生，甚至有些年轻人受了伤也不想回家。”然而，从6月12日起，身为两子之母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以“暴徒”称呼年轻抗争者。而从她开始，整个香港管治团队，都以“暴徒”形容抗争者，加剧了社会的对立和撕裂。

“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是那些官员所说的什么暴徒。其实他们打从心底是很简单。虽然他们有很勇猂的一面，但他们也想有人关心，想有人去明白，想有人支持。”Eddie过往一直专责青少年工作，但他坦言，在当下的政治问题之下，作为社工，他能为年轻人做到的，只剩下陪伴。

“有些个人的问题可能是容易解决，但政治是完全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是无能为力。你如何停止警察去打人？你如何让这个政府愿意去听现在时下年轻人的诉求？”

谁有能力治愈伤 口?

当香港年轻人被逼流亡他方，或将一辈子有家归不得；当无数香港家庭撕裂破碎，甚至有年轻人以死向当权者控诉。当仇恨、悲伤和眼泪袭罩狮子山下，谁要为这场风波负上最大责任？

“这个伤口最大责任的人一定是政府，一定不是中学生。是谁不愿意在一开始很和平的时候去听民意？在大家去签名、大家去表达关注、大家和平表达时你不听。是谁选择用一些严刑苛法去对待这个冲突？”

然而当伤口至今仍在淌血，唯一有能力治愈创伤的人，却继续在伤口上洒盐。伤口无法愈合，痛楚又会在未来激起什么反应？

记者：吕熙 责编：胡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