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2020年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收官之年，而“老、少、边、穷”地区，一直以来是官方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今年四月，内蒙古自治区贫困旗县全数“摘帽”脱贫，在官方高调宣扬脱贫捷报的背后，内蒙古人付出了什么代价成为少数民族脱贫的模范生？请听本台记者郑崇生就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情况制作的四集系列报道的第一集，中国官方不说的内蒙古的脱贫故事。
“风吹草低见牛羊”是蒙古族人几千年来的游牧生活的生动写照。但是2016年底，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牧民的草场，却“猪羊变色”般的面目全非。
“坚持绿色发展、反对污染企业。”
翁牛特旗的牧民们从那时开始发起一波波的抗议行动，要抵制中国国营企业中粮集团带领的百万头生猪养殖大军，抢占草场。
翁牛特在蒙古语是指“神圣的山”。今年三月，翁牛特旗从中国“国家级贫困旗县”正式摘帽脱贫，这背后却有很多反对建养猪场的蒙古族牧民被抓捕、或被迫放弃游牧生活辛酸故事。
南猪北上 毁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总部位于纽约的蒙古族维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Enghebatu Togochog）告诉本台，不只是养猪户在破坏内蒙古的生态和游牧文化，还有这几年来中国官方打着“扶贫奔小康”的口号，要游牧民族迁入城市定居，这是连蒙古人的游牧文化都一起消灭掉的节奏。
恩和巴图：“现在，父亲的草原都没了、母亲的河也干了，草原破坏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中国政府。他们有一系列敌视传统蒙古生活方式的政策。实际上，蒙古的游牧传统，是最适合蒙古高原的生活方式。我们过去几千年，非常成功地维持了人与环境的有机关系。”
传统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牧民，会将草场一分为四，按季节轮流放牧，让父亲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
然而，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在2013年启动生猪养殖场改革，逐渐减少养猪业这个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农业部2016年发布一纸《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北京、天津和苏、浙、沪等地被列为“约束发展区”，东北三省、内蒙古、云南、贵州被规划成“潜力增长区”。
草场变养猪场后，臭气萦绕圣山，河流污染或枯竭。中国媒体财新网也做过详尽的调查报导，揭露中粮集团不顾环评、不怕罚款，让南猪北上给内蒙带来生态冲击。
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间的平衡，不是中国独有课题，但中国官方给内蒙古强加的发展课业，凸显的是北京中央要员们一次次的“拍脑袋”决策，不顾蒙古族原有的天人合一、和平相处的草原文化。
“这种政府行为经常是非常荒谬的，官员作为与执政风格都是胡来的，为了所谓的‘地方政绩’或是‘扶贫项目’，但这都是非常违背草原本身的生态规律和牧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陈青林如此形容高度密集型的养猪业给内蒙古环境带来的重负。
陈青林的蒙古名是呼和西贵，他赴北京气象学院学大气物理前，都是接受蒙古语教育，后来赴美在西岸加州定居，仍心系家乡。到访过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个旗、市的他还告诉记者，赤峰市敖汉旗早在2008年就以“扶贫”名义，把牧民强迁入邻近城镇或农村，抢占草场的目的就是为了经济利益。
汉人来了草原没了 北京与世界都受害
抢走草场拿去做什么？恩和巴图说，内蒙古从1949年开始，就经历一波波汉人来袭。建设兵团可说是第一批，他们在大规模国家资源支持下开垦农场，开启草原沙漠化的浩劫；到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又来一批汉人；到1990年代就是招商引资。近年来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就是各类矿业公司，尤其是露天煤矿对草场的破坏。
恩和巴图和陈青林不约而同告诉本台，汉人给内蒙古带来的破坏，是草原民族的共同记忆，两人都担心的是内蒙古仅剩锡林郭勒盟和鄂尔多斯两大草原，面积持续缩减。
草原沙漠化，对北京也造成伤害，近年来沙尘暴频发就是后果。陈青林说，中国任何发展都要举国之力拼速度，“这不仅把草原的生活模式给毁了，他是把整个中国绿色屏障也毁了”。恩和巴图则补充，“中国的邻国韩国、日本，甚至是美国西岸，都遭沙尘暴的袭击。”
拍脑袋决策 翻天覆地的伤害
开发招商引资，内蒙古也发展起农业，大片草原改种植油菜、燕麦，这几年还种起樱桃树。这是除了矿业外，造成草原沙漠化的另一重要原因。官方挽救草原沙漠化，不是没作为，却可能流于乱作为。习近平上台后标榜绿色生态扶贫，重视指标达成率，在内蒙古又掀起了另一波“拍脑袋”的决策。
呼伦贝尔市2019年底成为内蒙古“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试点城市，当地林业和草原局却在今年7月收成前一声令下，农耕机硬是压过田地，铲毁2万多亩即将成熟的麦子、油菜，只为完成上级下达“退耕还草”五万亩地的指标。
反对草原盖养猪场的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牧民今年八月把习近平的话“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成标语，抗议当地政府同意扩建养猪场，但高举习近平讲话的牧民，一样被关押。
“蒙古族人搬出去了，草场谁来经营呢？当然就变汉人了。他们开垦、开矿、开发，不仅消灭蒙古族文化，还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所以，我们认为，南蒙古（即内蒙古）扶贫工作或生态移民，是‘双向的移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蒙古族人搬出去、汉人搬进来’，是这样消灭蒙古人文化传统，‘文化灭绝’的一种。”恩和巴图说。
从蒙语教育到强化汉语教育、要牧民从蒙古包搬进水泥公寓……官方说，这些政策是要提升蒙古族的竞争力与生活品质，但陈青林质疑，这种扶贫是在造贫，“他们本来在草原可以自给自足，现在这种‘异地扶贫’，根本对蒙古族是掠夺与制造贫穷的政策，牧民变得无家可归；牧民丧失草场，就丧失生产资料了。这被剥夺了，对游牧民族后代，是一种毁灭性的、很大的冲击。”
第二代民族政策 从民族自治走向大一统
“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与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是中国官方扶贫的定向标准。
所谓的贫与富，对少数民族来说，却不只是唯物上的经济指标，还有自身民族意识带来的心灵上的满足。
2013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蒙古族的郝时远与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导者之一、主张美式民族大熔炉制、强调大一统与单一民族意识的北京大学教授马戎的辩论文章《构建新型民族关系》，刊登在中国刊物《领导者》上。
马戎认为，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强化，会削弱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郝时远则呼吁，国家的政策要有因地制宜的发展要求，在民族事务方面要慎重，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并给大家公平正义与选择的机会，不能一刀切，也不能盲目从经济增长指标掩盖社会当中的细微。
内蒙古、西藏与新疆的例子显示，马戎的意见，显然更受中央重视。
郝时远的妻子是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首位少数民族女大使傅莹，截至发稿，郝时远没有回复记者透过中国社科院网站的询问请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崇生华盛顿报道 编辑：申铧